基進筆記005號刊目錄(1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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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言 (005號刊)


議題關注
  1. 透視清華學院 ◎林子璇

  2. 綻放思想繁星──清華思沙龍HOW ,WHY, AND WHAT ◎鄭紀綺、溫立心

  3. 從「小草工作隊」到「校園媒體小組」──訪清華電台新聞部 ◎陳為廷

  4. 當清大學生被求處「唯一死刑」 ──記1991年清大「獨台會案」◎陳為廷

  5. 走在理想的半路上──「學生會」與清大 ◎陳為廷

  6. 誰的宿舍?-從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報告談學生宿舍自治 ◎魏揚

清華藝文
  1. 文字情感的出口─訪《誤遞》作者朱宥勳 ◎何佳穎

基進論壇
  1. 園區受害者的處境 ◎黃裕穎

誰的宿舍?-從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報告談學生宿舍自治

◎魏揚

2010年8月25日,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公布「2010年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報告」。報告中,逐條細項陳述台灣各大學的學生權益普遍不彰,抗議各大學僅重視學術成果,卻嚴重忽略許多基本的學生權利。

面對這種情況,多所院校的學生們主動地組織起來,組成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對大學教育體制發出批判,希望藉由這份報告讓學生與學校都警覺到維護學權的迫切性。

評鑑從多個面向切入,檢視現在大學生的校園權利程度,在這些面向之中,則細分了更多重要的評估指標,例如社團與刊物的審查機制、宿舍的門禁以及熄燈斷網政策、住宿權的保障、二一制度、學費漲幅,等等。

在調查評鑑報告中,65所大學院校中,共有超過半數的學校低於60分,台清交成普遍成績不理想,清大與成大甚至不到60分。

在報告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不合理的現象,讓我們警覺,在自詡為民主社會的二十一世紀台灣,卻仍存在種種彷若戒嚴時期的霸道規定。包括社團成立及出版刊物都須經重重審核、近六成的學校明文禁止舉行集會遊行……

另外,這份調查對於宿舍規範上也著墨頗多,畢竟宿舍生活與學生生活緊密相關,許多學校不合理的、忽視學權的政策也都體現在其宿舍政策之上。

因此,本文將聚焦於宿舍議題,首先自清大宿舍法規出發,檢視其中具體存在的問題。

宿舍生活:全面性的監督與規範

〈國立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規則〉,從第七條開始,清一色是對住宿生的規範。

尤其第十二條,更是一舉詳列25項規範,凡違反其中任何一項,都有可能被處以輕則記點,重則退宿的懲罰。例如張貼廣告文宣、未經同意提供本宿舍以外人士集會或活動、非住宿生或異性滯留逾晚間十二時、斷網熄燈等等。

這些法規全面地對學生宿舍生活做出限制,告訴學生什麼被允許而什麼不被允許,具體而微地反映出校方的大家長心態。將學生視為不完全的個體,以「保護」之名去規範學生。反映出學校將「管理秩序」擺在學生權利之上、對學生自治能力的不信任與不重視。連在宿舍接待外校友人都要「經過住宿組、齋教官、生輔組輔導人員或齋長同意」,不禁讓人懷疑,這究竟是大學宿舍?醫院?軍營?抑或是看守所?

即使在我們想像中可能相對開明的台大,事實上也存在著類似問題。在〈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中,內容與清大相似的住宿規範就多達十四條,檢視這份法規,我們不難發現學校一貫的家父長姿態,從這份法規的名稱「管理辦法」,便可略知一二。

一直以來學校對學生宿舍的態度都是「管理」,即使有時可能美名為「輔導」,然而無論何種用語,事實上所傳達的都是同一種思維,是全面性的監督與規範。

有名無實:清大學生宿舍自治

清大學生宿舍自治規程中,明文規定「本規程所訂之各組織,由學生事務處學生住宿組輔導運作」,將自治的前提定為「學校輔導運作」。

再者,所謂學生宿舍自治,實際上也不過是各齋選出齋長,再由齋長指派副齋長、樓長,如此便構成所謂的「自治幹部」,至於其餘廣大住宿學生,其權力則不過投票而已。這樣的學生宿舍自治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學校的宿舍政策?是否真的可以將學生們對住宿生活的想像傳達給學校?

專門負責學生住宿事務的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中,有五個當然委員,以及八名教授代表。相較之下,學生代表只有六人,研究所與大學部名額各半,由各齋齋長推派組成。清華大學有二十棟宿舍,卻只有六名學生可以在決定宿舍事務的大會中出席,其代表亦非民選,僅是齋長推派,如此一來,學生宿舍自治要能夠落實,著實有很大困難。

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清大學生宿舍自治的權力始終集中於學校,僅有部份下放給幾位齋幹部,各齋也缺乏意見統合、爭取權益的機制。因此,本文將繼續對照台大的學生宿舍自治經驗,透過對前男五舍學生宿舍生活自治會長陳柏屼的訪談,來瞭解學生宿舍自治可能的進程。

積極爭取權益:台大學生宿舍自治

根據〈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自治組織細則〉,台大每棟宿舍都有學生宿舍生活自治會(簡稱生治會),凡該棟宿舍的住宿學生都是生治會的成員,可實際參與宿舍學生自治。

台大的學生宿舍自治有所謂的「室長」以及「室長會議」,具有議決、認可財務收支、訂定生活公約的權力。無論實際運作情形如何,此種運作模式將最小的自治幹部單位設為各寢室的「室長」,首先就比最小單位為「樓長」的清大,來得更貼近自治精神。

當然,法規與實際運作必須分開來談,即使台大生治會,在過去也不見得總是能積極地為住宿生爭取權益。前台大男五舍生治會的陳柏屼即表示「生治會不一定會做事……生治會過去主要是貫徹輔導員的指令」。

近年來,台大的學生宿舍自治展現了較大的活力。在對於性別友善宿舍的爭取上,過去台大學生也曾經發起過夜宿圖書館門口,搭帳篷抗議的活動,希望可以打破諸如男女分宿、門禁制度、留宿限制等不合理的規範。

陳柏屼表示,過去幾年生治會在修改「宿舍管理辦法第十九條*1」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其理想是可以徹底廢除第十九條之中的所有規範,將制定規範的權力下放給各個宿舍。

然而在廢除第十九條方面,目前為止最大的成效也只是在「住宿學生不得有下列各款行為」的法規中,加上一條「不得違反宿舍生活自治會訂定之有關住宿規定」,象徵式地將部份治理權交給各宿舍的生治會,然而事實上學校還是掌握幾乎全部的規範權力。

宿舍自己的文化,學生自己決定

「拒絕一切未經舍胞同意,形式不合理的規範」,陳柏屼如此說。

陳柏屼說:他們的理想是將制定宿舍規定的權力下放生治會,只要不違反基本原則,各宿舍可以自由訂定生活公約。

他表示,這個理想遠程目標是:在未來,每棟宿舍都可以擁有自己的文化。如書卷舍(共同制定良好讀書環境…)、ROCKER舍(良好的隔音設備、半夜三點之前都可以彈吉他)、性別友善宿舍,等等。當每個宿舍自己的文化出現時,學生可依自己的喜好自由選擇要去住哪一間宿舍。

宿舍不應是任何形式的集中管制單位,陳柏屼認為宿舍應該是「house」的概念,居住在其中的學生應該可以用適合的方式來決定自己宿舍的樣貌,學校的角色應該只是提供資源,不應該介入管理。

例如去年,台大男五舍就曾抗議學務長「鞋不落地」的政策,自辦選舉,對學生是否可在走廊上擺鞋這件事進行討論與投票,最後決定每人可在房門外擺一雙鞋。陳柏屼表示,如此雖然仍是某種限制,但卻是由學生依據自己需求與意願所制定,其意義完全不同於學校單方面的強制規範。

從個體到整體:宿舍聯盟

陳柏屼認為,宿舍是十分重要的戰略平台,因為它是大學學生們最直接的生活空間,是許多互動與交流發生的場域。所以他們近期致力催生「宿舍聯盟」,希望在全校的宿舍之間建立關聯,而不再是一棟一棟地各自為政。

宿舍議題是普遍的,不局限於單棟宿舍內部,若要對學校宿舍管理思維造成衝擊,這樣的改革必須是協力的。宿舍改革的聲音必須要是集體學生的聲音,而非各自分散的意見。

在清大約有20棟宿舍,然而宿舍之間並無往來,對於各自的狀況也不瞭解。每個住宿生所能體察的難題、限制與規範,都僅侷限於本身所住的宿舍,然而事實上,許多宿舍問題是普遍的,宿舍限制與規範更是全面性的,因此宿舍聯盟或可有助於我們跳出各別宿舍的侷限框架,看到更結構性的問題,並且與之抗衡。

結語:這是誰的宿舍?

透過對學校住宿法規的審視,我們可以看見:學校是多麼將學生視為急需規範的、不成熟的年輕人。一切規範的理由看起來或許都十分正當,諸如維護安全、保持寧靜等等,也或許學校確實是出於一片關懷制定這些法規。

然而這都不重要。一切理由再怎麼正當,都無法辯駁以下事實:

大學生作為一個法律意義上的成年人,理應(有權力)為自己的生活負責,不應該有人強制接管一個大學生管理自己生活的權力/利,不應該有人把大學生視為社會生活的失能者,並且透過各種法規限制其權力/利。

學校必須體認到:大學生需要的是對其自主性的尊重,對其自主能力的體認與信任,而不是無微不至的「保護」與層層規範。

這是學生的宿舍,生活輔導組長不住這,住宿組長不住這,學務長更不住這。學生的宿舍理應由學生自己制定生活規範,不應該有前提,也不應該有但書,一切建立在互信與尊重的基礎上。我們認為這就是學生宿舍自治的精神所在。

*1〈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十九條參考網址:http://host.cc.ntu.edu.tw/sec/all_law/4/4-14.html

走在理想的半路上──「學生會」與清大

◎陳為廷

「學生會」是必要的嗎?

從高中到大學,我們應該多少都聽過這類組織:班聯會、學聯會、學生會、社聯會,他們在組織章程中宣稱:「本校所有學生都是本會當然成員」,而我們身為會員,就有義務要繳交會費。多數人對他們的印象是:「那個辦校慶、演唱會、舞會的團體」;偶爾,他們會在競選海報上宣稱:「希望『為民喉舌』,成為學生與校方溝通的橋梁」。

但對於這些組織的由來與必要性,我們通常並不深究。學生會是必要的嗎?他跟其他辦活動的社團有什麼不同?如果我們可以透過BBS、或者自己去找各處室解決問題,那為什麼需要學生會這個「橋樑」?──它究竟為何出現在校園中?讓它繼續存在於校園的理由又是什麼?

學生爭主權 孫中山:「學生本來就沒有自由!」

事實上,現在我們所看到各大學中「三權分立」(模仿政府體制,有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司法部門)的學生會,多創建於八零年代。當時各校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他們高喊「學生自治」,並以成立全校普選的「學生政府」作為宣示「學生權力」的重要手段。

當時他們抗爭的訴求包括:廢除校內刊物審查制度(以免每一篇學生刊物文章都得經過行政人員審稿、動不動就查禁)、廢除宿舍門禁(就在幾年前,清大的女宿仍是過了十二點就無法進出)、教官退出校園……等。他們對抗的是一個無視學生人權、不把學生當公民看的體制。

這個體制背後的理論依據是「特別權力關係」。

根據這套理論,孫中山曾說:「學生、官吏、軍人是沒有自由的!」──他們自願成為國家(公立學校、政府、軍隊)的一員,只有服從的義務,沒有相應的公民權利。所以校方、教師們總有一套我們熟悉的說詞:「學生的本份就是念書!」(反過來說,額外的校務討論、集會遊行、唱歌跳舞,都是不務正業的「外務」)、「宿舍是用來休息的!」(換句話說,宿舍內的交誼、活動舉辦都是不大「正當」的宿舍使用方式)。這種說詞背後往往潛藏一種「管理」的意識形態。學生少一點「外務」,就方便校方、黨、國家的管理;宿舍被化約為一個一個「睡覺」的單位(而不是「生活」的空間),就有助於教官、舍監的看管。

學生不曾提出有別於「管理意識形態」的校園想像嗎?──當然有,但在黨國深入校園的體制設計下,學生難有發聲的機會。直到八零年代末期,全台各大學仍受教育部高度管控,校內設有國民黨部、及學生組成的「黨社」,黨官僚在校園內培植學生特務,讓學生彼此監視、再經由教官通報上級的狀況時有所聞。直到解嚴後幾年,校內都還瀰漫一股詭譎的白色恐怖氣氛。

大學自主 學生自治

但八零年代湧動的社會改革,讓學生醒覺過來。首先,改革者認為大學的要務應是「弘揚學術,追求真理」,而不是為黨國製造遵循威權體制的順民。大學應該要自主!而大學自主的正當性,應該來自校內成員的共同參與。

改革派學生將大學成員分為三類:「行政人員、學生、與教師」。這三種人應有「相同的」權力對校務發聲。學生作為一個公民,與校方應該是對等的──而不是管理與順服的關係。在這樣的脈絡下,全台各地的學生會陸續成立。在爭取「普選」、「設置學生議會」的運動中,許多學生因此被記過甚至退學。

學生會的困境

清大具「學生政府」架構的學生會成立於1988年。但這麼多年過去,學生權力真的提升了嗎?

某個程度上,學生的確取得了更多參與權。《大學法》修訂後,學生在各校級會議內有一定席次;經過八零年代以降學生抗爭傳統的洗禮,今日各校學生會也愈發懂得在場外、BBS上發動群眾,在場內串聯教授協商,以推動進一步改革。

但現實上學生會仍有許多限制。以清大為例,學生將學生會視為「具單一、最高代表性」的學生自治組織。但校方只將學生會視同一般社團,與系學會同級,受課指組管轄;相應地,各級校務會議代表(理論上,應該由具普選民意基礎的學生會來推派吧?),校方也另訂選舉辦法選出。學生會的最高代表性在此不被尊重;同時,學生會的財政也不獨立,每年向學生收取的學生會費金額都不高,學生會活動必須仰賴行政方(像包工程那樣)施捨的活動經費;加上校內的學生自治意識也並不深刻。制度、財政、校園文化等種種問題,造成學生會權力一再限縮。

十九屆學生會 從學生權益做起

面對這些難題,這學期剛上任的十九屆學生會長,人社院學士班大四的周慶昌表示,他希望可以從扎實的學生權益工作做起。實際的做法,除了延續前幾屆舉辦的校是論壇、餐廳抽查等工作外,這學期還希望能夠加強權益部工作,讓部員緊盯BBS上學生的抱怨與討論,並迅速做出處理。此外,針對各級校務會議組成一個個專職「小組」,以小組形式處理各校級會議提出來的問題(避免以往校務會議僅一、兩名代表,力有未逮的情況發生)。

目前,他們正在關注、處理的議題包括:暑假的業信旅行社案、校巴問題、及「宿舍自治」。「我們希望能夠先穩穩地獲得同學們的信賴!」周慶昌這麼說。

走在理想的半途上……

我們真的需要學生會嗎?

顯然,如果學生應該參與校務、參與校務的學生應該具一定民意基礎,且這個校務參與必須由一群被組織起來的人共同運作。那我們的確需要一個這樣的學生自治組織。只是,改革的路是漫長的,從過往一年校內發生的諸多重大案件:如人社蓄水池、物理系館砍樹案中,我們發現學生的參與仍不足夠。校內事務仍由少數人把持。

我們還走在理想的半途上。有機會的話,去探聽看看學生會的行政部門、或問問系上有沒有選出議會的學代吧(現在只有七個人!)。如果有心致力於校務改革,參與學生會是個不錯的選擇。

綻放思想繁星──清華思沙龍HOW ,WHY, AND WHAT

◎鄭紀綺、溫立心

「七個集結自清華的同學,在龍應台教授的號召下,從早上十點,討論到半夜十一點,散會後一群人跑到清華校門口,爬上警衛室把宣傳布條掛好…從策劃到實行,全由學生自己完成…於是,十一月八日,『清華思沙龍』,成立了。」──兩年前清華思沙龍的總監,在宣傳DM上,生動的敘述了沙龍誕生的一刻。

在時代的需求中誕生

2005年的清大,整體而言極少課外的人文活動,沒有蘇格貓底、也沒有清華學院。彼時受聘於通識中心、開設「批判閱讀」課程的龍應台老師,除了因為當年清華在人文氣息上的沉寂,更感於台灣大學生的國際觀薄弱,與國外學生相比下較無全球公民意識,便有了在清大成立思想沙龍的發想。於是在龍應台的號召下,來自各系的同學們便將清華思沙龍的招牌掛了起來。成立之初,名為「清華思想沙龍」,到2007年,回應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推動「思沙龍繁星綻放計劃」,定名為「清華思沙龍」。

思沙龍的成立,很受到當時徐遐生校長的支持,在龍應台的嚴格要求、及清思同學的努力下,「清華思沙龍」很快打響了知名度,也可算是清大人文思潮方面的門面。

成為思想使者

思沙龍重要的理念是陶冶大學生的知識、品格、智識技藝,並在國際視野的培養上,促使同學去看見所身處的環境為何,看見台灣處在世界的什麼地方。

社會議題由於不同的價值觀判斷,許多衝突、爭辯由此而生。思沙龍所想做的,是藉由知識的習得,扎實的資料蒐集、邏輯推理和組織能力,以看到各方價值的訴求和角力,並用批判思考的態度檢視之。

花大量時間蒐集整理的資料,會被嚴厲質疑資料之間的相關性、數據可信度等等,時常龍應台一句:「孩子,你們那樣不行」,就知道自己做得不夠。思辨的過程嚴謹而審慎,才能確實理清。

除了內部成員的思考訓練,思沙龍的另一目標是將這樣的思想成果向外推廣,因此舉辦活動、支撐組織的訓練也成為思沙龍的學習項目。龍應台帶領清華思沙龍的方式是讓同學們從實作的過程中累積經驗,在不斷碰壁和跨越的過程中找到方法,並傳承經驗、持續精進。

稱為「思沙龍」,期許能如同啟蒙時期,運用沙龍內部氛圍、同儕共學的氣氛討論公共事務、激盪出活絡思維。思沙龍企圖培養「慎思明辨」的能力和態度,發散思想的種子和沃土。

外部的質疑、內部的檢思

思沙龍希望能在清華點燃人文氣息,卻不是未受到質疑。

時常遇到的一個問題是:在強調國際視野的情形下,會不會忽視關懷身邊問題?所處理的議題,會不會離自己太遠?

思沙龍選擇議題的方式是,從自己身邊關心的問題找起,再提升到國際層次的觀點來看。拉高距離的目的,一方面是較容易看清,可以避免捲入複雜的權力糾結,一方面是透過國外更多元經驗,產生新的想像,而不會被囿限在習慣的討論模式之中。

2007年,龍應台曾在成大公開演講中回答:「當他在看外面的東西時,他一定是用自己的座標去吸收,他所看到的東西一定會影響對自己的了解,並會擴充他對自己的了解。」

另一個常被問到的問題:企圖引起社會關懷的思沙龍,為何不直接參與、促成改變?

思沙龍歡迎實際投入議題的耕耘,但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需要有人實際參與推動、需要有人喚醒意識,而沙龍所處的位置,是試圖喚醒眾人對社會的關懷意識(awareness)。惟沙龍借鏡於國際事件,在空間距離的限制上,對議題的瞭解僅止於資料的蒐集。

從天而降的經費?

回想清思辦的大型活動,有具質感的大海報、大量彩色DM,看似不用為籌措經費擔憂,更讓人產生清思似乎有「從天而降的經費」的感覺。

究竟清華思沙龍的經費來自何處?令人產生無限的好奇。

沙龍成立之初的經費來自校友捐款,第二年開設成通識中心下的一門課程,經費來自於通識中心,到今年八月,龍應台在清大的教授聘期結束,於是清思轉型為一般學生社團。至於在拿通識中心經費的期間,是否會有壓縮其它經費的疑慮?通識中心前主任沈宗瑞教授說:「它應該可以說是學校發展政策之一環。因此,在這個時期當中,沒有所謂壓縮到通識中心預算的問題。…就我立場與想法,思想性社團目前生存極為不易,所以學校初期特別使力扶助。」

而創立清思的元老級成員──黃令名同學說:「我們每年也是努力規劃內容、提出過去的成果,並且向通識中心提出學期計畫、年度計畫…龍應台老師本人也都很堅持即便在有充足經費來源的狀況下,也不許思沙龍的同學們有任何經費上的浪費…通識中心認同思沙龍為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環節,因此給予長期的支持」

在經費的使用上,黃令名說:「說執行成果如何,我自己個人的評估是,雖然預算大,但是思沙龍也做出了符合這樣資源應該做出的成果」。過往清思面對大筆的經費,態度是即使拿得充裕,也要求充分利用。

與時並進

此時的清大,有較豐富的人文活動:科管院舉辦的大型演講、清華學院的小組運作等等,思沙龍的時代意義不若當年,於是從一門課程轉為一般社團。

相較於以往專注國際議題,現在也開始會在活動中呈現在地關懷,例如去年十月的宵夜街議題,當時邀請新竹市長候選人來談論對宵夜街規劃的想法。在與龍應台討論時,她說這是個:「Action Plan」,有被貼上政治標籤的危險性。然而當時思沙龍的同學們多少期待自己能做居中平台的角色,整合政府單位、清大學生、宵夜街居民等的意見。

此外,為了更符合「沙龍」的精神,思沙龍在活動形式上朝向舉辦規模小而精緻的活動,讓講者與觀眾有更長時間、更細緻的互動問答。

恰如「思想沙龍」這個初衷,清華思沙龍不斷地在自我修正和調整,過程中有其框架、有其突破,它試圖在所欲處的社會實踐位置中,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園區受害者的處境

◎園區議題小組   黃裕穎

中部科學園區第三期(簡稱中科三期)在台中縣后里鄉,當地是典型的農業之鄉,特產有花卉、巨峰葡萄、高接梨等高經濟作物。但自從中科來了,廢水汙染帶給這個地方重大改變。

每次開會,后里鄉公館村長馮詠淮都會問工程師:「你們讀書讀的這麼高,卻這樣排廢水讓農民受害,你的心裡有甚麼感想?」此後,這位工程師每次遇到村長時,總是迅速走過,伴隨頭低低的羞赧與慚愧。

頭低低的看著,看著中科三期的廢水排放口,曾實地到后里勘查過的人一定會對令人作嘔的氣味印象深刻,排入牛稠坑溝後的廢水,下游沿岸還有200公頃的農地,幾十戶的農民,不禁使人擔心不已。想著新竹縣的霄裡溪,同樣被驗出導電度超標、含有重金屬、環境賀爾蒙等物質的水就這樣排出。

霄裡溪當地的陳金進大哥表示,當地居民喝了幾年的面板水,很多人血管附近都會發癢、背部都出現了皮膚病變,現在只要一聞到排放水味,就全身過敏,全身都是病,連帶整個家庭都被牽連。

「我不想活了,活著比死了還難受。」陳大哥轉述當地居民的心情。

「一切依法行政」不管居民怎麼抗議,中科管理局、科技廠商回應永遠是如此。廠商還對民眾說:「環保不能無限上綱」,避免阻礙經濟發展。如果想要了解汙染的化學物質是哪些以讓當地人了解時,廠商會回答:對不起,這是「商業機密」。

近期法令通過重金屬排量管制,環保署先與環保團體談過,再和廠商閉門協調,開出了管制標準。其實先後程序這也透露出,真正管制標準是和廠商討論才定調的,環保團體的參與只是個幌子。令人質疑,由科技大廠充當裁判兼球員訂出的標準,真的能保護居民健康嗎?依法行政所依的法,原來是這樣子的?

低著頭的工程師一定知道以上這些事情,也知道廢水對當地居民的迫害與不公。面對這些事情,不忍的心情油然生起,但卻不得不聽隨上層的指示,將工程倫理與良心隨著廢水往外排,該沉默還是失去工作?還是,只能怪自己當初選擇行業時,不了解事實,就貿然參與必然要對受害者的聲音麻木的行列?

說到了事實,從RCA女工、霄裡溪到中科三期等等汙染事件就可以知道:這些長期被忽略的受害者因為不會提高多少GDP,對企業和政府來說,在成本計算上是零,也就是這些受汙染威脅居民的身體與性命根本沒有價值、其實他們的死活根本不重要。

打開電視,我們都鮮少聽到這些園區汙染受害者的心聲,較常聽到的反而是各大媒體不斷地吹揚各大廠商的GDP與產值、企業形象與貢獻。例如:某某科技公司經營有道、努力降低生產成本(忽略污染的外部成本),所以又再創了台灣的經濟奇蹟,全民鼓舞、真是可喜可賀。

同時也驗證忘了是誰說過的話:

「所謂資訊,是將挑選後的事實,呈現在觀眾面前。久了,等觀眾習慣了,就會自然忽視不被重視的事實。」

PNN完整的中科三期專題報導連結:http://ppt.cc/OO_z
若想知道更多污染受害者的處境、或做些行動關懷他們,歡迎寄信聯絡:scaftop@gmail.com或楓橋站內信zoayzoay

文字情感的出口─訪《誤遞》作者朱宥勳

◎何佳穎

小說極其隱晦曖昧,將主軸包覆以一層又一層的甜腥悲歡,或許還帶著一點點的眼淚和憤恨;對於故事情節免不了會出現不同的價值判斷,一篇深得你心的小說,對坐在你旁邊的路人甲乙丙丁來說也許毫無感覺。對於小說,朱宥勳的回答是:小說提出問題,並給予無限可能。

「請開始虛構我的地址…」

《誤遞》的出現,源自書中各篇小說迥異的情感,以各篇末的信函巧妙地串連起十一篇日常生活的小故事。又,《誤遞》是遞送了什麼呢?作為一個第三者或是第N者的角度,對於故事的情感每個人接受情形都不同,就像不同的人買飲料時的糖冰要求大不相同;這種時候,作者意圖表達的情感可能就會有「誤遞」的發生,未必直接切中,可能要經過迂迴的反芻才能到達。

朱宥勳的小說用語樸實近人,但也不難看出他的寫作功力,對於情節的鋪排和題材的使用,都有屬於「朱宥勳」的腔調。已經發布在網路上的推薦序,作家甘耀明如是說:「朱宥勳的這種風格,隱約有了接承姿態,再加上《誤遞》彌漫老靈魂的陳述味道,使他在新世代作家群中闢出一條自己發聲的獨特風格,特別顯眼。」對於「老靈魂」這個字眼,朱宥勳覺得有點太過恭維,他自己的解讀是,甘耀明老師所要表達的,應該是他的小說一
貫的低沉、帶著悲傷的氛圍,而他自己對「老靈魂」的看法是,經過大時代洪流的洗鍊後,覺得自己老了,老到跟不上世界的變化;朱宥勳認為張愛玲和朱天心可以是代表性作家,所以他們可以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寫出沉穩滄桑的小說語彙。相反的,朱宥勳根本不覺得自己的靈魂有老成到這種程度,「這個世界對我來說還是很新鮮、很好玩啊!像BBS、棒球…都是我喜歡而且覺得新奇的事物。」

很多時候小說靈感是來自一個畫面或是一個念頭,有些故事雖然簡簡單單的,但是寫得夠深刻就會很動人。朱宥勳的小說處理較多的是情感面的主題,特別是親情;靈感的湧現及累積是來自於對生活的細膩觀察,人際間感情互動的細微傷害,也許枝微末節但也是最能引起共鳴的部分。

誤遞之後:新生代寫手的崛起

出書,是寫作人的里程碑。朱宥勳不諱言自己非常幸運遇到貴人,在前輩牽線及出版社賞識之下,在今年(2010)春天收到這份畢業大禮,「我曾經想過如果到了25歲還沒有人要幫我出書,我就自己掏錢印!」這句話如今在新書上市前夕成了夢想實現的印證;對於作家來說,擁有第一本屬於自己的作品,而且許多許多人也會擁有它,是一種成就也是一個極大的激勵,即便是文學獎常勝軍的朱宥勳也是如此。

目前就讀於清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的朱宥勳,對於自己的小說有著不一樣的期待,不僅僅是情感面上的處理,他也開始試著將「知識」帶入小說之中,像《誤遞》中的〈倒數零點四三二秒〉使用棒球的術語知識,而〈墨色格子〉則是以象棋作為故事的背景;「當然,要有一定的把握我才會使用這些相對專業的知識。」這些是朱宥勳嘗試的開始,一直在寫的他,正慢慢地朝著這個理想努力。

朱宥勳,可能以前在報章雜誌上偶然看過,可能早已讀過他的作品,但相信以後會有更多人知道並記住這個名字;他能帶你用更深刻的眼光去看生活的二三事,藉由這些看似熟悉但仍可以投入更多關懷的事物,對自己、對周遭的一切產生敏銳的體察。

 

當清大學生被求處「唯一死刑」 ──記1991年清大「獨台會案」

◎陳為廷

事隔多年。廖偉程走進清華大門,路過海報牆、看見社團拿著大聲公在小吃部前向路過的人們推銷地方美食;海報牆上貼滿活動公告:想磨練思考嗎、想理解「國際」嗎、想成為理財人才嗎、想關懷兒童嗎,應有盡有。他想起二十年前他們也曾在這塊牆上貼過不少文章海報、他們也曾在小吃部前高聲吶喊。拿著大聲公的男孩笑得那樣燦爛快樂。廖偉程卻怎麼也無法把他的臉和聲音、他們的海報與文字,與當年的自己、當年的清大想像在一起了……

檢調強行帶走清大學生 大草坪千人聚眾抗議

二十年前的他們在小吃部前,綁起白布條,神情肅穆,還在高喊「要求釋放無辜!」、「反對政治迫害!」;他們的主張與訴求貼在海報牆上,還要隨時承擔被校方約談懲戒的風險;他們的讀書會,還不時會有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學生混入監視。

廖偉程來到華齋109室。回想起那天,1991年5月9日凌晨五點。門外響起急促的敲門聲。廖朦朧中打開房門,發現門外站了幾個穿著夾克的男子,晃了晃手中的拘捕令,說:「我們是新竹調查站的人,請你跟我們走一趟」。接著便強行將他帶走。

廖偉程被拘捕的消息很快在清大校園傳開。5月9日早上七點,校內學運社團就已經聚集在小吃部開會,以台灣研究社、環保社、社會人類所、歷史所研究生、及應數所統計所的研究生為主體,組成「廖偉程救援會」,下午三點半便組織百名學生北上聲援。接下來幾天,清大學生包遊覽車前往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數度遭警方拉扯驅離;歷史所傅大為等二十八位教授在校內發起「學術自由、思想無罪」民主課程,率眾罷課,千名清大學生聚集在大草坪上聆聽諷刺白色恐怖的演講,紛紛發言抗議。

十五日起,更大規模的抗爭活動展開。抗議地點改往台北火車站。以清大、台大為主,學生從四面八方搭火車前來,自下月台開始就唱著抗爭歌曲、喊著口號行進,坐滿車站大廳。展開戰後為時最久的罷課學運。

涉嫌叛亂? 檢方求處「唯一死刑」

除了廖偉程以外,同案被逮捕的還有台大社會系畢業生陳正然,及社運工作者陳秀惠與林銀福。被收押訊問後,檢調單位對外宣稱破獲了一起「叛亂案」,指控這四個人與在日本的台獨「叛亂組織」──「獨立台灣會」有接觸,決定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對四人求處「唯一死刑」!

檢方的這個舉動引起社會輿論大肆撻伐。原因在於,《懲治叛亂條例》早已是公認的箝制人民言論自由的惡法。他的母法是《刑法》第一百條(內亂罪)。規定只要「意圖」變更國體、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者,便要被判刑。在動員戡亂時期,更透過《懲治叛亂條例》將刑期加重為死刑。但什麼叫「意圖」?又什麼叫「著手實行」呢?則全然交由法官自由心證。大多時候,則視黨、視掌權者的意志而定;何況,上一次動用到「二條一」已經是「美麗島事件」的時代,而如今已經邁入解嚴後第四年!

「我的確曾到日本找過史明!」二十年後,在清大的一場座談會上,廖偉程回憶。當時,史明所撰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是全台學運青年的重要讀物。為了更加理解被國民黨刻意掩蓋的歷史,他們一群人在清大、交大的「台灣研究社」中組織讀書會,閱讀這部以台灣主體意識、社會主義史觀建構起來的史書。但想更進一步找書中的引用資料研讀時,卻苦苦找不到相關書籍。一行人於是萌生了到日本找史明的念頭。

廖偉程隻身前往日本,到史明的住處,抄寫史明滿室的參考資料書名。回國後不久,就出現了一名鬼祟的理工科學生,常在異議性社團間串門子。一天,他將廖偉程找到旁邊問:「你是不是到過日本?找過什麼人?」廖雖感到奇怪,但總覺得自己坦蕩蕩的,不過是學術研究而已,沒什麼好隱瞞,便將實情告訴他。想不到不久後,調查局就來抓人了。

後來他們才知道,這個學生就是國民黨埋在清大的眼線,他的舅舅就是調查局的幹員。

學運再起 廢除惡法、落實台灣民主轉型

民主轉型的過程從來不是線性而單一的,而往往是交錯複雜。你以為1987年國民黨解嚴,就真正地自由、民主了嗎?但事實上,直到1991年,李登輝才剛宣布了台灣「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它還是敢抓人。這一波逮捕行動也因此被解讀成國民黨政府的「殺雞儆猴」──雖然終止了動員戡亂,但也不代表你就可以亂來!

活在那個當下的台灣人民,可能無時不活在民主化功虧一簣的恐懼中。廖偉程被抓後,許多學生擔心著這只是第一波整肅,接下來很可能就輪到自己。有人一回到家,母親就要他快點逃跑:「走,你快點走!書我都已經幫你燒掉了!」;也有人盤算著這一波若拚不過去的話,是不是該趁早離開,展開流亡?但幸好,台灣的社會力已然崛起,在學生、社運團體的全力動員下,連立院內的國民黨立委也主張修法。短短幾天內,《懲治叛亂條例》就被廢除,廖偉程等四人隨即獲釋;同時,社運團體更推動「廢除刑法一百條」運動,進一步要求改革。

許多年後,廖偉程、及那些勇敢的學生們也許還會記得,他們曾經這樣唱過一首歌曲:

他們說你們叛國,說你們思想危險
他們說你們準備叛亂
他們說你台獨,說你們不愛國
所以準備要判你們死罪
那天的下午,我們全站出來,為了要救你們四個人
我們相信你們的清白,我們相信你們都無罪
我們相信公理還是存在
──獨台會案/陳柏偉
至此,台灣才終於不再有「政治犯」,走出了長達四十二年的「白色恐怖」時期。

從「小草工作隊」到「校園媒體小組」──訪清華電台新聞部

◎陳為廷

為什麼學生需要「校園媒體」?

身為「清大學生」,生活在同樣的校園結構中、有著共同的利益:任何社團都必須照
著課指組的規定走、不論哪一齋的齋民都受住宿組管理、我們每一個人的選課機制都由教
務處所控制。既然是「共同」的問題,就不可能由個人做出改變,比方說:今天你向住宿
組反應,「每天十二點半就強制熄大燈根本是不合理的決定!」住宿組永遠可以回應你:
「這只是你的『個人要求』,不能代表學生全體」,即使你提出的問題可能也困擾他人許
久。

那麼,如何讓更多人理解彼此對校內公共事務的看法?──至少,我們需要有一個「
媒體」,藉由這個媒介讓我們理解彼此的經驗、進而整合意見。

「小草工作隊」──電台新聞部的濫觴

1993、94年,就有一群人抱持著這樣的理念,成立了學生媒體。當時校長沈君山決定將大
草坪底下挖空,建一個地下停車場。學生認為這個建案將破壞大草坪,而組成「小草工作
隊」抗議。這群學生多是電台成員,大學部、研究生都有。他們在校內散布相關訊息,並
於校方舉辦的說明會上,全體起立舉海報抗議。這樣的訴求博得全校同學認同,兩個月後
,校方便取消了這個建案。

事後,小草工作隊的成員認為,這類問題可根結到校內資訊的不透明、學生全然被排
除在決策過程之外。於是決定成立常設的學生媒體,與當時的「電子通訊社」合併,成為
「清華電台」新聞部,開始常態發行新聞。

當時除了清華電台以外,清大還有不少學生刊物。1990年前後,清大學生運動正蓬勃
發展,各學運社團不定期發行刊物,供人索取,也張貼在海報牆上。同時,雙週刊社也固
定每兩週出刊一次。在網路興起之前,校內公共討論多由這些社團發起。它們對公共議題
多有一定立場,如台灣研究社援引當時的政治事件,控訴清大校內國民黨部對學生的箝制
;環保社援引新竹地區的環境抗爭,呼籲落實校內環保……等。這些論述並且隨著社團傳
承,得以不斷深化、延續,以發行刊物的方式呈現,進一步帶動校園改革。

當年清華電台的新聞部與其他媒體最大的差別在於,它們的發刊頻率是每週一次──
《雙週刊》至少也要兩週,其他社團不定期發刊。同時,清華電台除了文字外,還製作廣
播節目。1990年前後,台灣剛解嚴不久,處於媒體管制末期,新竹地區還無法收聽飛碟、
Kiss radio等電台。清大電機所的研究生架起了一個無線電發射機(FM),從只是播放音
樂,到慢慢發展出細緻的廣播節目。不僅校內學生爭相收聽,許多校外人士也常call in
到節目裡來;同時,它們也邀請校長、學務長等行政人員上節目,與學生談論校園議題。

網路時代的校園媒體

90年代中期以後,校內學生刊物慢慢減少。前新聞部長賴昭男說,2005年他進入電台
時,原名為「水木新聞中心」的社辦還保有以前在同一社辦的《雙週刊》、《望月刊》的
檔案,但校內只剩下清華電台一家媒體了。

近幾年,新聞部的運作方式大致是,透過社課教授成員基本的新聞寫作技巧,接著每
週開會列出下週的新聞議題,討論大致寫作方向,再交由部員們「標新聞」,各自負責一
條新聞線。此外,每年梅竹賽時即時回報賽事情況,也是新聞部的重要工作。

針對這種運作方式,前任社長蔡佳勳認為,這樣的處理方式是較「被動」的,大部分
時候是等到事件發生了,才被列入選項中。且因為每週只開一次會,往往拖延了新聞的即
時性。他說,新聞部宗旨一向是要求準確、與批判。但目前新聞部似乎只剩下「技巧」的
訓練,缺乏新聞的敏銳度。賴昭男也提到類似問題。在他部長任內,曾經試圖製作專題、
編輯刊物來主動挖掘新聞,在新聞取向上,他也較強調「學生自治」的監督。但礙於編輯
交稿率低落,這些目標也很難達成。

媒體公共平台的轉型

這類校園媒體乏力的情況其實普遍出現在全台各大學。學運社團普遍退出校園後,沒
有團體再對校園議題提出持續、而又深入的論述;同時,網路的興起使公共討論「個人化
」,每個人隨時可以將煩惱PO板轉化為公共議題,得到相關處室的回應。這使得學生只能
被動地等待事件發生,之後頂多發起「抗拒變遷」的抗議。很難再像90年代時有系統地、
敏銳地提出新的價值,主動挖掘新聞、創造議題。

對此,剛上任的新聞部長劉士豪、梁貝玉認為,他們處理新聞的立場還是以客觀中立
為前提,「盡量將真相呈現出來,再交由校內的相關組織去行動」,劉士豪說。未來一年
,他們希望改變以往全由學長姐授課的方式,請校內教授媒體相關課程的老師來上課,加
強相關訓練;同時,跑新聞的方式也不再是一週開一次會決定,而是記者隨時都可以去做
採訪,以求新聞的即時性。一學期後,希望可以發展「影音主播」,除文字外,可加入影
音的新聞播報。

此外,他們認為清華電台既然已經正式更名為「校園媒體小組」,那麼就應該名副其
實地致力於校內各媒體的整合,希望可以與《梅新聞》、《基進筆記》合作,使三方報導
置放在同一個平台。「這個平台也希望可以做成類似『PEOPO』(公共電視的公民新聞網
站)那樣,」劉士豪說。希望營造一個環境,讓清大每個學生都可以是「公民記者」,撰
寫自己關注的議題。

2008年前後,台大《意識報》、《海島新聞》,清大《基進筆記》、長庚《庚云》、
政大《蚊虻》等探討校園議題的媒體陸續創刊,接續往日學運社團的傳統,追蹤校園議題
,持續深化論述;同時,校園媒體小組在此提出時興的「公民新聞」概念,藉由個人機動
地文字、影像記述,促進清大公領域的參與。

究竟在這個時代中,校園媒體的新形式會為校園的公共參與帶來怎樣的契機?值得我
們觀察與期待。

透視清華學院

◎林子璇

清華學院為清大住宿與學習合一的教育計畫,下分厚德書院及載物書院,前者已邁入
第三年,為前校長陳文村帶團出訪所觸發之大學部教育改進一環,以「參與多樣的社會議
題、實踐具體有效的行動方案、影響社會朝向理想願景」為教育目標,後者為本學期新成
立的書院,以「跨領域學習、發展雙專長、成為具有廣闊視野與社會關懷的科技人」為號
召,因尚在草創階段,發展情況靜待觀察,本文主要以厚德書院為檢視對象。

厚德書院按各系學生比例分配名額,入學前須撰寫500字短文,經審核後方可進入書
院,逢一上或一下學期末,可選擇退院,院外學生也可申請面試進入。院生需修兩學期服
務學習、一學期生涯探索與一學期社會探究,並自由選擇參加院內各式活動,包括以學習
家族為主體的情感連繫活動、多個院生自發成立小組所舉辦的演講等。

本次共訪問三人,分別是清華學院辦公室主任魯柏君、厚德書院導師李天健與積極參
與厚德書院活動的學生郭彥伯(生科12級),企圖從訪談中勾勒厚德書院的面貌。

書院理念

作為清大教育實驗的一環,兩年多來,厚德書院是否逐漸落實其教育理念呢?李天健
認為大學教育應該能讓年輕人對自己人生有些想法,並思考、發展它,而清華學院的成立
是為了彌補台灣大學教育不足之處,更長遠來講,是希望這世代的理想青年發揮他們的主
張、採取行動,而進入第三年的厚德書院將可慢慢歸結此目標的成效;至於學生方面的想
法,郭彥伯認為是「自我探索、社會關懷」,他觀察深度參與學院活動的人皆有所成長,
然而對成效的評估,他不想以受影響的人數或程度等量化標準看待,但就學院僅發展兩年
來看,其效果不錯。

然而為達成教育目標的清華學院在開設課程、協助各小組和家族運作等皆需經費支應
,那麼提供此教育實驗的資源何處來?魯柏君表示清華學院資金來源為教育部頂尖大學計
畫,運用在實齋的硬體改善、辦公事人事費、課程費用(包含助教與學習家族家長的薪水
)、院內活動費用及學生自發性小組的經費。

菁英教育?

只有部分學生申請、經審核後參與的清華學院活動被質疑為另一種形式的菁英教育,
宿舍硬體配置及其它使用的資源也經常被拿出來討論,而受訪者對此的回應各不相同。

李天健認為菁英教育可以有兩種定義,一是培養未來的社會領袖,但這並非學院的教
育目的,二是提供給有身分限制(如經濟能力、成績)的少數人一種特權,而學院的申請
、篩選制度導因於名額不足,必須在小規模的教育實驗有成果後,方能逐步擴張,因此在
第三年有第二個書院成立;郭彥伯則認為經費的核撥合乎既有的規定,也符合社會對於台
灣高等教育做些改變的期待,院生背負的不應是原罪,而應是一種義務。兩人共同認為厚
德書院乃至清華學院所發展的住宿教育是可以擴散、推廣,學生對宿舍的想像應不止於一
個洗澡睡覺的地方,而是可以與同棟宿舍的人有更多互動、連結。

行政架構

清華學院乃是以一個計畫而非一個單位的方式運作,職權上受限制,各行政單位也不
清楚與學院的互動方式何為妥切適當,可稱之為一個黑單位。

魯柏君表示,不隸屬任何一個單位是好壞參半,學院發展可不受上級單位原先的業務
所限制,但在行政體系中需請其他單位協助才能發公文、寄全校信,未來如何納入現有體
制不是學院可以決定的;李天健則認為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與香港中文大學比較,其學
生甫入學便劃分進四個書院之一,除了接受主修科系的專業養成教育,其他課外活動皆在
書院架構下進行,而清華學院的涵蓋人數較少,造成學生認同問題,必須在清華學院和主
修科系的活動間做取捨,學院教育效果打折扣。

院內公共領域

發展兩年來,書院內有各式團體發展,比如國際氣候變遷小組、學習家族等,然而類
似於一系之系學會、一校之學生會的學生自治組織卻未成立,那麼受訪者是如何看待學生
自治組織的成立或公共領域討論的開展?又認為學生可以決定多少事情?

李天健認為此事是重要的,但需待學生內部動力足夠、時機成熟;魯柏君表示很渴望
在院內促成學生組織,收集更廣泛的聲音,比如透過學習家族了解每個人的想法,但如何
實行是比較困擾的地方;郭彥伯則抱持懷疑態度,表示並不同意成立一個官僚化、規章嚴
謹的組織有助於學生與學院辦公室的互動。

學院未來

筆者聽聞清華學院可能逐步擴展成四個書院,以校訓「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為名,
各自發展特色,開放給更多學生參與,此發展並可回應部分對資源分配不均的質疑。而受
訪者對此各有不同想法,魯柏君表示這要看學校的態度,「如果我們做得好,有機會一直
做下去;如果做得不好,它是一個計畫,隨時可以結束」,郭彥伯認為如有充足的時間和
資源上妥善規畫,對新書院成立樂觀其成。

檢視厚德書院的種種,與在清華學院教育實驗的大架構下,厚德、載物書院在清大將
有何種發展,值得關注與省思。

編者言(005號刊)

《基進筆記》邁入第二個學期,編輯群一秉理念,持續以批判的眼光報導校園議題,並
關懷相關社會事件,本期主軸即關注學生組織的發展與問題、深度分析大學學生權利調查
評鑑小組之結果報告與清大學運史演講稿整理。

首先是簡介校內公共事務或社會議題相關之學生組織:清華學院、學生會、清華電台、清
華思沙龍,從資源分配、工作職權與手段效果等層次,檢視各組織與學生的關係如何。
其次,由重視學生權益的各校學生組成之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於日前公布調查結
果,清大平均為58.32分,在65所大學中排名第22名,分數何以不及格?本專題特著重與
學生課後生活息息相關的宿舍指標,討論宿舍內的學生權利與自治。

最後則是清大獨台會案主角廖偉程上學期至清大演講內容的整理,在獨台會案將屆二十週
年的此刻,本欄爬梳並呈現廖先生對此事件的回顧。

不僅議題版面關注清大學生生活各面向,其他版面也呈現清大學生豐富的校外活動:藝文
版訪問甫自清大人社系畢業、現就讀於台文所的小說家朱宥勳,與讀者分享他的創作歷程
與新書《誤遞》;論壇版則由工科12級的黃裕穎同學談論親身參與反中部科學園區運動的
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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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撥冗閱讀此信。

《基進筆記》編輯群 敬上

基進筆記003號刊目錄(06/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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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言(003號刊)

議題關注
  1. [學士班專題]

  2. 大學作為一種國家機器 ◎陳為廷

  3. 通識教育的理想 ◎何佳穎

  4. 雙程記,學士學位學程的真相 ◎謝明豪

  5. 學士班的起源與現況檢討 ◎劉冠呈

  6. [ECFA]

  7. 作伙來了解ECFA ◎張淳森、林子璇、鄭紀綺

  8. [學生自治]

  9. 學生會選舉吵什麼──第十九屆學生會長選舉爭議始末 ◎魏楊、陳為廷

  10. 聽章程說了些什麼──新舊章程之比較與批判 ◎陳為廷

清華藝文
  1. 「策展理論與實務」─學生的藝術實務參與 ◎何佳穎

學士班的起源與現況檢討

◎劉冠呈

情感凝聚的困難

在採訪到科管院學士班現任的系學會長李柏毅時,他提出了別於一般對於學士班制度實施困難的感觸:即系上情感維繫的困難。尤其與科管院學士班相類似的學士班制度,以學生的選課特性而言,系上眾多的同學上課地點散落在學校中各個系館,平常能共同見面的時間就比例而言相當少。科管院學士班的學生,又常以自己的第二專長為修課學習的主力,而將第一專長的兩個選擇──經濟或計財──當作輔助科系來唸。導致大家能因選擇共同的課,而在台積館見面的機會更形渺小了。李柏毅認為,先不論學士班制度本身的技術性缺陷,光是系務運作就因制度因素變得相當困難。

檢討學士班的起源與現況

在面對學士班制度執行技術層面與系務情感凝聚層面的雙重困難後,不妨讓我們重新回頭檢視學士班制度的起源與現況。

首先,學士班制度的起源來自於「通識教育」的理念。主張「通才」教育,希望大學生能以「立基於本身之專業科目,放眼於諸多不同領域」的學習態度,來遨遊於大學──如此一個百家學術的殿堂──之知識的海洋。然而,也正如我們先前所爬梳的,台灣的大學從一九八○年代起,便漸漸從早期「顯性的國家機器」轉變為「隱性的國家機器」。國家以更微妙隱蔽的手法,控制著大學這樣一個國家眼中「知識工業」的生產基地。透過經費的補助,國家得以控制各大學內最聰明的教授群們的研究方向。甚至是整個大學的辦學理念,也可能隨著國家的意識型態起舞。舉例來說,國家為了經濟結構之轉型,積極推動科技產業。而科技產業之人才勢必要由大學來提供,國家遂以上述補助等手段,制約了大學教育政策。這也導致了我們看到的普遍現狀:台灣各大學中人文社會領域受到長久的壓抑。

學士班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校園中被實踐出來。「通才教育」或稱「通識教育」的理念,就這樣與「隱性的國家機器」──大學,做了合體,產生了目前我們所看到的,一個「充滿許多問題的體制」。也許讀者會有所疑惑,學士班存在的問題大半都是純技術性問題,也就是能藉由教務的協調改善。但我們認為,其實背後更大的問題是校方,或說制定制度的教授們,根深柢固的作為「隱性的國家機器」的心態。舉例來說,學士班的同學依然需要面對與其它本科系同學一樣的修課強度。這可能產生的問題就是,學士班同學的第二專長對其造成的課業負擔可能更勝其所選擇的第一專長。如此,便讓同學在選課時有更多的考量,進而違背了通識教育最初對於同學自主選課、多領域學習的初衷。而學校卻在「隱性的國家機器」性格下,無法面對這個問題,因為教授們──尤以理工為甚──泰半無法拋棄當初國家為了培養專業技術人才所加諸在他們身上的訓練方式。以同樣的思維面對如今的通識教育,當然無法放寬,或說改變自身的教學風格。

繼續走完理想的道路

的確,我們還在理想的半路上。學士班制度當初所秉持的理想,吸引到了許多學子的目光。但應然面與實然面的差距所造成的成本,也是由這些學生來承擔。希望學校能以更廣闊的胸襟,來正視學士班目前遇到的各種問題,建立台灣通識教育的典範。

「策展理論與實務」─學生的藝術實務參與

◎何佳穎

大學教育不缺乏理論,或者該這麼說,我們總是被給予理論知識的灌注,書本裡一個又一個的定義、一條又一條的公式…。知識是無窮無盡的,但有時卻也讓人不禁感到莞爾,學習似乎不完全是這麼一回事。

以理工專業著稱的清大校園內,學生接觸藝術的機會不多,通識課程中的「策展理論與實務」課程,提供學生參與策劃展覽的學習機會,讓學生透過實務操作將書本上的文字敘述付諸實踐。

「策展理論與實務」的前身是「藝術經營與實務」,後來任課賴小秋老師將原本的課程重新設定為「公共藝術賞析」及「策展理論與實務」的雙向課程,希望讓學生除了課堂上單方面的吸收之外,能有更進一步的實務課程,經由授課老師的引導,全班同學一起參與展覽的籌備、規劃及進行。這樣的課程設計對學生來說,無非是一種很難得的經驗及學習機會。

與藝術家接洽,是這門策展課主軸的開展。前幾堂課就要確定合作參展的藝術家,接著透由藝術家對創作及作品理念的講解,以及與學生的互動,讓彼此之間的溝通更為流暢。與藝術家的活動不單單只限於課堂上,最好的情況是能夠拜訪藝術家,策展人進入藝術家創作的場域,往往可以有更深入的觸動,這也不是單憑解說文字及圖片就可以解釋的感覺;拜訪藝術家不僅是更深入認識藝術家的一步,另一方面也能實地看見作品,與藝術家溝通展出的可能與型式,如此可以讓展覽的擺置做出更好的規劃。

策畫一個展覽,在觀眾走進展場之前,所要做的準備是一般人看不見的。從場地接洽、保險洽談、卡典西德字、導覽手冊、作品解說卡、介紹文字、聯絡運輸事宜、準備餐點、佈展前置…等繁瑣的事項,都是構成一個展覽值得欣賞的種種要素。大多時候,一般人少有這樣的實務經驗,就拿這個策展課來說,讓以往只是欣賞展覽的學生,進入策展的流程,真正認識到完成一個展覽所要經歷的過程,是要付出相當的心力及時間。

這樣的學習經驗,除了讓學生能更深入的認識藝術實務的內涵,還能讓學生在接洽或進行事項得過程中,得到與人溝通、處理事情的經驗和能力。書本上的知識是空泛的,若能透過親身體驗去領略一門學問的奧妙,獲得的絕對不單單只是表面的成果,在往後的生活都受用的學習經驗。

「策展理論與實務」在這學期是賴小秋老師帶的第四個班,這學期是與石雕藝術家吳建松合力展出「破與和」,日前(5/20)在教育館開幕,展期至6/10。小秋老師表示,可以帶著一批學生完成一個展覽,讓學生在獲得比坐在課堂中學習外更多的心得及經驗,是一件快樂的事;她覺得這樣得實務操作課程,是開啟學生對藝術領域認知的第一步,也讓學生體察到藝術實踐的可能。

在偌大的校園之中,有一個這樣的空間,展示著一群學生實際參與策劃的展覽,姑且不論課程目標所要達到的成果,在這樣一個小展覽背後,學生與指導老師,以及藝術家相互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像這樣的實務課程經驗,對學生能產生多大的影響,我們不妨期待有更多的學生可以接觸這樣的課程,得到與以往不同的學習體驗,在參與一件實務操作的過程中,找到實踐自我的動力。

聽章程說了些什麼──新舊章程之比較與批判

◎陳為廷

前言:聽章程說了些什麼?

有人或許會疑惑,何以一談到學生自治,總是言必稱章程,行必遵章程?究竟章程對學生自治來說具有何種意義?

我們認為,章程是學生自治精神在制度面上的體現,是去傳達、保護學生自治的基本價值,而不該成為制式僵化的鐵牢籠,也不該成為便宜行事的策略。從一個章程的制度設計,我們可以看出主事者究竟如何看待清大學生自治組織、主事者對往後學生自治的運作藍圖是什麼?

因此,筆者將暫時撇開章程修訂的程序問題,在此用簡短的篇幅比較94版本與98版本章程之異同,並且試著討論章程修訂前後各有哪些問題。我們將要指出,章程的設計者的確看到了學生自治的困境,但這套解決方案卻全然忽視權力制衡機制、且倒果為因,無法解決問題。

同意權的失落:議會不再具有人事任命權

八○年代以來,台大、清大等各校的學生自治組織皆以「學生政府」的理念打造學生自治組織,因此各校普遍有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組織架構。但「三權分立」的組織設計也同時引人詬病。因為這種看似「民主」的制度,實際上不見得能真正帶動同學的參與,甚至常常讓學生自治淪於學生內耗,在一些枝微末節的問題上互相杯葛,無法團結起來向校方爭取權力。

所以,這樣一套「三權分立」的體制的確應當檢討。但,新章程所呈現出來的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根據94版本的學生會章程,原本基於行政/立法制衡原則,學生議會握有最大的武器,就是人事任命權(可以任命由學生會長提名的各級幹部)、及預算審核權。但在98版本的章程中,議會不再有人事任命權。任命及解任權力皆移交學生會長。在這裡,我們看不出新章程提出了什麼超脫三權分立困境的制度設計,而只是讓行政部門可能更加獨大。

蒸發的委員會:議員實踐場域的消逝

在94版章程中,原本議會仿照國會體制,附設有:學務、教務、總務……等不同的委員會。理想的狀況是,每位議員都能選擇至少一個委員會加入。以一個五至六人的小團體的形式,監督各自對應的學校處室──學務處、教務處、總務處──的行政措施,並提出因應之道。比如,今天學士班的學代若特別關心學士班議題,就可糾集議會內同是學士班的同學,進入教務委員會,派代表出席校方教務會議,長期緊盯清大的學士班政策。

在上一期《基進筆記》的〈議會制度比較〉一文中,我們曾經將台大與清大的議會經驗作一比較,發現,議會內部的「委員會」制度在實務運作上具有重要的功能。且一個學生議會是否能夠成功將議員留下,並順利運作下去,不致議會流會,「委員會」也是一個關鍵機制。因為唯有學代平時就透過委員會常態參與校務,他才會有參與感、有動機去出席大會,提出法案或決議。

但反觀98版本章程,關於委員會的條文,竟然全數消失!往後的學生議會將完全沒有委員會機制。

議長解釋法條? 議會成體制怪獸!

在本次學生議會選舉過程中,曾出現一個爭議在,法條上規定的學代名額為「各系班級總數除以二」,所以以往的學代總額皆在五十名左右。但今年選舉時,選委會卻硬將法條解釋為「各系『單一年級』班總數除以二」,所以只需選出二十三名學代。此舉引起板友強烈質疑。

若在其他三權分立組織的學校,通常碰到這種法條解釋爭議時,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送交學生法院,請學生法官裁決、並對法條作出解釋。但清大一直沒有司法權的設計,因此碰到這種爭議時就只能陷入僵局。

而98章程不但未尋思設立司法權,反而將解釋法律的權力放在「學生議長」身上。這實在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設計。反過來說,往後若有人刻意運用議會權責,隨便制定法條、解釋章程,都沒有人可以駁倒他,因為他擁有「解釋法律」的權力。而且,他還可能朝令夕改地今天解釋一套、明天又換另外一套解釋。

這將使得議會在體制上成為絕對的怪獸。當學生自治走到這步田地,就代表我們相信的已經不是法治,而是人治。

總結:該負責的永遠是那些有權力的人!

總結章程之比較,並接續上篇專文對於學生會選舉爭議的討論,本系列的學生自治專題主要在呈現一個核心精神──該負責任的永遠是那些有權力的人。

首先回顧整個選舉結果。讀者大可設想自己是學生會長擬參選人。你看到章程上寫著三月中要登記。但將近三月中了,你還沒看到任何公告。之後整個過程明明已經一再與章程所規定的日程不符,但議會、選委會卻沒有任何主動公告的意思!直到四月十日前後才藉由媒體報導表示會辦理選舉。四月十二日才匆匆將選舉辦法上架。然後你終於參了選,但登記後卻發現怎麼參選規則與你以為的根本不一樣!

對一個有意參選的候選人而言,這顯然是一個不友善的參選環境。如果後來的選舉是失敗的,則握有權力的選委會顯然必須對此負最大責任。

同時,我們還指出,這個章程的修訂精神是全然倒果為因的。

的確,修訂章程者是看到了清大學生自治的困境。比方,學生議員的出席率低,導致議會容易流會,進而使議會難以任命行政部門幹部,委員會機制也難以運作。對此,在近兩期的專文中,我們提出,應該積極改革選制、並妥善運作委員會以解決問題。

但面對這些問題,98版章程卻給了一個全然背道而行的答案。章程修訂者僅屈就於「參與人數少」這個現狀,選擇將議會的人事任命權拿掉、將委員會完全刪除。在這裡,他們所想的已不是如何讓同學積極參與,而是「如何規避立法權的監督,讓行政部門的正當性至少不成問題」。

這種挖東牆補西牆──而且還補得很拙劣──全然不見通盤組織設計策略的章程修改,只是讓學生參與變得更加困難。而我們必須記得、往後負責制度設計的學代們必須記得,「該負責的永遠是那些有權力的人!」如果清大的學生自治繼續沉寂,這些制度設計者不能將責任推給「冷漠的學生」,他們必須負最大的責任!

學生會選舉吵什麼──第十九屆學生會長選舉爭議始末

◎魏揚、陳為廷

前言:清大學生自治的歷史聚焦點

2010年的四月,清大學生自治在某種程度上走入了歷史聚焦點。

我們或許可以大膽預言:無論最終是非對錯被如何各自詮釋,在這個紛擾四月裡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無不標誌著清大學生自治史上極具有歷史重要性的時刻。也因此,我們有必要再次對整個事件進行仔細爬梳。

接下來,本文將按時間順序簡述本次爭議始末,同時透過分析各方資料,試圖找出這次學生會選舉爭議的關鍵性問題。

時間軸:騷動的四月

2010年4月24日深夜,清大BBS校園板有學生發文質疑本屆學生會長選舉的諸多疑點。

2010年4月25日,十九屆學生會長選舉唯一候選人,外語系12級白浩廷,於清大BBS校園板公開發文,譴責第十八屆選委會瑕疵,聲明退出選舉,同時要求選委會做出回應。

2010年4月26日,選委會公告「依照法定程序,整個選舉照常舉行」,對章程的質疑未多作回應。公告發出後,質疑聲浪仍未止歇,疑問湧現,清大BBS校園板一時討論熱烈。

2010年4月26日,學生會長選舉前夜,選委會公告宣佈解散並停辦本屆學生會及學生議會選舉。而學生議會議長亦於同一時間請辭。

爭議源起:選舉公告與公報的章程矛盾

2010年4月15日,選委會發布學生會長選舉公告,公告中表示:此選舉係依據學生會章程《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會單行辦法》所舉辦。此時所有的公開平台中可見的學生會章程都是94學年度學務會議核備通過的版本(以下稱94版本)。

4月20日,候選人登記結束,選委會發布選舉公報說明選舉細則,公報內出現了所謂的「當選門檻15%」的規定。然而在94版本章程中,卻遍尋不著此條細則,於是有以下質疑:選委會所依據的章程,究竟是哪一份?

選委會在選舉公告與選舉公報中呈現出來的矛盾,隨即引起關注,繼續探究後,更是發現其中的眾多不合理之處。

首先,根據學生議會會議記錄,議會在2010年1月15日的會議中達成決議:「對於學生會提出章程修改議會經過表決通過後進行追認,故學生會組織章程已在98學度上學期更新完畢並有效」。

由此可知,學生議會於1月15日開會追認且決議通過第十七屆學生會所提出的章程修改案(以下簡稱98版本)。而98版本章程正是本屆選委會用以舉辦選舉的法源依據,也正是引發爭端的起因。

何以追認章程會引發這麼大的爭議呢?

程序問題:違反章程的章程修訂案

我們首先可從修改章程的法定程序來檢視此問題。若我們翻開94版本章程,可得知修訂章程的方式如下:

「第七章附則第三十七條:本章程之修訂可擇一為之

一、章程法案委員會通過或學代五人以上連署提案,經學生議會於一個月前公佈。學代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贊成決議之,但不得為臨時動議。

二、會員5%以上連署,會員30%以上之投票率通過的決議」

根據校媒新聞4月27日關於學生會選舉爭議的新聞報導,我們可以看到當初98版本章程在進行修訂時,其實並不滿足以上兩個條件:

「投票率需超過15%的門檻乃是第十七屆副議長蔡嘉倫及第十八屆學生會會長儲翔雲共同決議,而後送交學務會議備審,並於2009年12月21日召開之學務會議中通過。當時由於並無其他議員在場,副議長先行決定修改法規,之後便需在議會常會中進行『追認』。」(引自校園媒體,2010年4月27日之報導)

由此可知,98版本章程的修訂案,乃是蔡、儲兩人所達成的共同決議,因此不符合條件一,更不符合條件二。在兩個條件都不符合的情況下,98版本章程便被送入學務會議備審,完全違反程序。

在一開始就明顯違反程序的前提下,照理說也根本不可能有「追認」之選項。不過,即使撇開修法程序問題不看,這個追認動作本身也問題重重。

追認問題:臨時會不具追認效力

根據校媒新聞4月27日的報導:學生議會在2010年1月23日召開「第一次常會」(引自校園媒體,2010年4月27日之報導)對章程進行追認。但比對會議記錄,議會其實是在1月15日的會議進行章程追認,報導中提及的1月23日常會則無紀錄可循。

退一步來講,就算我們不問何以沒有紀錄,暫時承認1月23日確實有召開會議,但當時已然進入寒假,在會期之外,該會議依法僅能算作臨時會,而不能算是會期中的正式常會。由此可見,所謂的「1月23日常會」即使此會議存在,也由於不在會期中,故不具追認效力,此處將不再討論。

那麼具確切紀錄的1月15日會議是否有追認章程的效力?這也是可懷疑的。由於1月15日的會議是以臨時會名義,由議員連署而召開,故非例行性常會。副議長於今年1月16日在校園板的發文也表示該會議為「98學年度第一次臨時會會議」。根據追認動作的原則,唯有常會或大會等正式會議才具有追認效力,臨時會則不具備。

因此2010年1月15日的議會會議所做出的追認決議是無效的。既然2010年1月15日的追認動作無效,那麼98版本的章程也就缺乏效力。即使它已然先行被送交學務處核備通過,那也是在違反章程精神的情況下發生的。

小結:塵埃未落,等待解釋

總結來看,作為第十九屆學生會長選舉法源依據的98版本章程,無論如何解釋都不具效力,故此選舉在缺乏法源的情況下,很自然會被質疑為有瑕疵的、不合章程的選舉。然而,許多疑點最終仍需倚賴當時握有決策權的主事者(當時的議長、副議長乃至於學生會長)出面解釋。若主事者無意解釋,而僅憑輿論自議,則此爭議的真相將難有水落石出的時刻。

作伙來了解ECFA

◎張淳森、林子璇、鄭紀綺

〈一〉ECFA是什麼?

ECFA是什麼,它的重要性和意義何在?這將是此專題要處理的問題。ECFA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單說,它是一個兩岸經貿合作的協議。按照官方的說法,此協議僅僅是架構,具體內容未來再議,並「針對攸關生存關鍵之產業,可先進行互免關稅或優惠市場開放條件之協商,協商完成者先執行,稱『早期收穫(Early Harvest)』」。

不過,也有許多人認為,官方口中的這所謂「架構」,其實根本就是FTA(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s),因為台灣和中國同為WTO之會員國,如果要簽訂任何經貿協定,必須要在WTO之規範下簽署FTA。而FTA就意味著絕大部分貿易的自由化,亦即幾乎全面零關稅,其所可能為台灣帶來之產業衝擊必定甚鉅。就拿清大來說,清華畢業生中有絕大部分將進入台灣高科技產業工作,如果ECFA將衝擊高科技產業之市場,清華畢業生將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因此,難道我們沒有仔細了解此協定之必要嗎?

正是因為ECFA僅僅是個架構,一般大眾對於ECFA是什麼依然無從掌握。政府雖然在許多公開場合進行ECFA之宣導,效果仍然不彰,且時常被批評為「報喜不報憂」。然而,對於僅僅是「架構」的ECFA,我們何以判斷它所會帶來的優劣呢?把事情說清楚講明白是政府的責任;而在本文中,我們僅在各種ECFA所帶來的「可能性」上做分析,希望讀者在文中能夠對ECFA有更多認識。

〈二〉訪談臺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洪財隆

全球自由貿易的趨勢

自由貿易(free trade)的概念是國家降低或取消商品進出口的障礙與限制,透過國際分工與交換,每個國家各取所需,並藉由自由市場競爭、經濟規模擴大,促進經濟發展與人民收入提升。

自由貿易在近代的發展為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認為貿易保護主義是引發戰火的原因之一,也為了解決一九三零年代以來的全球經濟蕭條,而有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的出現,目標是降低關稅阻礙,促進自由貿易的發展。之後GATT轉型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作為國際經濟貿易的交流平台,在貨品、服務等相關貿易議題上努力。

亞洲的自由貿易協定簽署趨勢則在近十年來較明顯,從1997年金融風暴以來,各國欲從風暴的影響中走出,以多邊互惠、合作為政策努力方向之一。

台灣計劃與中國簽署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即為自由貿易協定的一種類型,本刊邀請台灣經濟研究院的副研究員洪財隆對這議題發表看法,洪研究員的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兩岸經貿關係及自由貿易協定,現於清大社會學研究所開設「兩岸與區域經濟整合專題」。

政府說法有問題

洪財隆質疑:「(台灣)好像不簽就會被排除在外,但是否簽ECFA就讓不公平變公平?」中國一直以來不斷阻擋台灣與他國簽署經濟協定和加入國際組織,其中包括阻擋其他國家與台灣簽訂FTA。因此,我們如何期待事情會如總統所宣稱的:如果簽ECFA,台灣會更有機會和各國簽署貿易協定?台灣只與一個國家(中國)簽自由貿易的協定,可能依然會面臨經濟邊緣化的問題。

對於政府宣稱簽署ECFA的急迫性──東南亞國協*1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於今年生效,未來可能納入南韓與日本,台灣須藉由簽署ECFA維持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力。洪財隆表示:「那並不是東協加三,而是個別的東協加一,東協是一個市場面的高度整合,但在區域主義的發展是相對緩慢的,相對(於)歐盟」,也就是說,東協如果與日、韓合作,也不是整合成一個完整的經濟體,而是個別的合作;況且,此整合的過程是緩慢的,而非急迫。「東亞這邊要做真正的制度性合作,其實潛藏著很大的矛盾,合在一起本來就不是容易的事。在東亞這邊,民族主義是被歌頌的,是很高漲的。」政治、歷史的因素似乎在東亞的區域整合裡很關鍵,而非僅由經濟因素決定。

從ECFA性質看簽訂與否

洪財隆表示,因為台灣和中國同屬WTO成員,因此兩國間之經貿協定,其實根本就是FTA;亦即,ECFA就是FTA。「FTA(的簽署)通常不是純經濟的考慮,因為對美國這種大國而言,FTA通常是政治考量」,意指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不一定須要自由貿易協定以促進經濟發展,反倒是經濟規模較小的國家須慎重考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利弊,避免大幅開放商品零關稅進口對市場可能造成的衝擊。

洪財隆從經濟層次看ECFA的原型──FTA,表示FTA是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的 綜合體,一方面有零關稅的條款,但雙方也可對一些產品的進出口或關稅徵收有所限制,然而「自由貿易的精神是在WTO,(它是)一視同仁」,因 此,為了達成自由貿易的目標而簽ECFA,是部分忽略ECFA的性質──簽ECFA不會完全達成自由貿易,在拿捏保護與開放進出口產品之間,台灣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至於從政治角度看ECFA,洪財隆表示:「中國最重要就是對台灣以經促統,就是要統一台灣。(以經濟實力)把台灣圍繞,這是一個圍堵的戰略。但最重要的命題有解決嗎?沒有」。

ECFA另有一個重要的問題,2002年台灣與中國幾乎同時加入WTO(台灣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之名加入),依據WTO最惠國待遇的規定,凡與我方成為締約國的對方國都應享有我方同樣的優惠,然而台灣到今天仍限制中國830多項農產品及1300多項工業產品進口,也就是還未到達WTO的標準。但是簽訂ECFA目標卻是為了達到比WTO的規範更進一步的貿易自由化,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都還未「正常化」(符合WTO),就想從 “WTO minus” 進到 “WTO plus” ,不僅是個弔詭之處,所造成的影響會更大。

從民意看ECFA簽訂與否

洪財隆認為政府「要很光明正大、磊落地跟大家講,這(ECFA)跟國內發展、投資有關係。就連我專門在研究的,都不知道它(政府)什麼時候要公布時間表(計畫與降稅)」,這點出攸關國家經貿走向的政策需要有更多討論,不僅是監督政府的在野黨或是協定內容涉及的產業,市場大幅開放也將影響到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因而政府應該將ECFA做完整且清楚的說明,並暢通與民間的溝通管道。

洪財隆最後評論道:「ECFA藏了很多詐術──好像在打牌,但打得不太誠實」,面對專家或是其他政黨、民間團體、個人聲音的疑問,身為國家的一分子,你我都有義務了解影響自身的政策,也有權利請政府審慎評估ECFA簽署的利弊。

〈三〉訪談經濟系黃朝熙教授

從貿易的概念看ECFA

ECFA基本的想法源自自由貿易,但是交易成本高──如運輸或是沒有交易的媒介(如貨幣),會變成交易的阻礙。形成分工社會將可降低交易成本,能使一個人不必生產他生活中的所有必需品,而能夠藉由交易以他所擅長製作的物品換取別人擅長製作的,如此生產變得有效率,有更大的餘裕生產、交換而獲得更大利益,也因為分工使人的生活能大幅改善。

同理,國與國間的交易也是如此,國際貿易是一種雙贏的理論,建構了後來GATT、WTO的國際架構,也就是要求國家能盡量不用高的關稅來阻礙交易的進行。在國際情勢的演變中,交易成本仍在降低,新的技術可讓國與國之間的交易更容易,全球化是技術進步、運輸成本降低和交易成本降低的產物。

ECFA是WTO貿易自由化精神下的產物,WTO由於國與國之間環境條件的差異,從多哈談判以後就停滯不前,國與國間的貿易協定逐漸從WTO架構下的多邊協定,轉變為雙邊協定。

面對東協加「n」的區域型經濟的發展,ECFA是台灣在這情勢下所做的因應,由於可能的邊緣化,ECFA有簽訂的急迫性。但ECFA沒有WTO全面,所以某些農產品、某些傳統產業可以被保護,雖然原則上還是希望藉由降低關稅的方式來促進交易。

訪談問答

問:在ECFA雙英辯論中,蔡英文提到香港與中國簽訂CEPA後*2 ,根據聯合國統計,其貧富不均成為全球最高的地方,香港的經歷會不會成為我們的前車之鑑?

答:全球化是否造成貧富差距大是一個命題,以美國電腦工程師為例,由於全球化下美國部份工作外包給印度等國,造成美國貧富差距變大,印度的貧富差距也變大,乍看之下不是好事,但從另一方面而言,印度的平均工資水準拉高,美國的拉低,從國與國之間來看,貧富差距反而減小。因此單看一地的貧富差距並不能完全解釋。

問:電子業目前在中國已是零關稅,不簽ECFA的衝擊會不會沒有預估的大

答:ECFA關鍵最大的是石化業,它目前輸往大陸的關稅蠻高的,汽車零組件的關稅也是比較高的,在東協持續生效後,如果任由台灣的產業和他國擁有較低關稅的交易條件去競爭,長期下來將會導致台灣產業在中國的市場被排擠,使得台灣產業喪失在中國市場影響力。

問:哪些產業會比較受到簽訂ECFA的衝擊,該怎麼看待?

答:比較擔心是傳統產業,他們可能會消失,但是依照政府的說法,經濟部會因應措施,協助必要轉型。ECFA不完全是自由貿易協定,沒有那麼極端,畢竟大陸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體,不適宜全部開放,台灣到某個程度還是會有所堅持的。

同時民主的機制也會產生作用,執政者考慮選票的現實狀況,會避免過於偏頗、極端的政策。

與中國,不能避免的合作與競爭

中國目前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擁有廣大市場且逐漸成為越來越大的經濟體。不論簽ECFA與否,由於地緣與文化上的相近,兩岸的趨勢是會更緊密的結合,現實中我們不可能與中國切割,當然兩岸之間除了經濟關係外,尚有複雜的政治問題及社會問題,要在怎樣的默契下,讓他們不要太過干涉內政,將是需要密切關注的。

在全球化不可擋的趨勢下,中國和台灣除了合作關係外同時也是競爭關係,人才方面的競爭也會越來越普遍,中國留學生的資質非常好,十幾億人口激烈競爭後的前百分之幾當然非常優秀,各位面臨的競爭人越來越多,因此不是只培養跟國內競爭的能力就好,要培養一些能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能力,例如外語能力、一些專業的知識,或是吸收新知的習慣,隨時保持在學習狀態。如此的習慣,也不能說是面對ECFA該有的態度,應該說不論有沒有ECFA都有這樣的警覺。

〈四〉 總結

綜觀上述的訪談內容,我們可以看出幾個比較重要的爭議點。第一,ECFA的簽訂是否有其急迫性?就此問題看來,關鍵在於:台灣是否有被經濟邊緣化的危機?就黃朝熙的觀點,「東協加『n』」是確定的區域整合趨勢,ECFA的簽署會使台灣不至於在此潮流中邊緣化;然而洪財隆卻認為,東亞的區域整合有許多非經濟因素參雜其中(例如民族主義),不是一個整合快速的區域,東協加三實際上不會在短期內形成。因此,東協加三是否成形在即,看來是ECFA是否具急迫性的關鍵。

而第二個爭議點在此脈絡中也很自然的形成:即使台灣需要走出被邊緣化的危機,ECFA是否是個有效的策略?我們是否有其他選擇?洪財隆認為,中國長期對台灣的政治態度是不可忽略的考量點,中國一直以來在國際場合中打壓、並地區化台灣,而政府並沒有說明何以「與中國簽訂ECFA,將有助台灣與別國簽訂經濟協定」,這樣的宣示似乎太過天真。言下之意,即他不認為ECFA能使台灣走向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反而可能會被中國附庸化、邊緣化。黃朝熙在此則比較樂觀,認為除去關稅障礙,長遠來說將有助台灣在中國──台灣目前最大的貿易夥伴──市場立足。顯然,兩岸之政治因素在此將是關鍵。

再來,ECFA對台灣產業可能造成的衝擊也是關注焦點。黃朝熙在此認為傳統產業可能大受打擊,因此政府之配套措施十分重要。洪財隆認為,政府首先應該將其計畫(減稅時間表等)說明清楚,讓人民知道哪些產業得利、哪些將受到衝擊,因此人民也才能夠評估、並且信任政府真的有足夠完備的配套措施。另外,他提到兩岸的生產要素並不是不可移動的,ECFA可能造成更嚴重的產業外移,帶來更多失業人口。

在上述這些討論後,讀者應該在一定的程度上對ECFA有了認識,並且形成了一套支持或反對之的想法。因此,最後──或許是最重要的一個,也是時常被忽略(即便是在雙英辯論中)的一個問題,也就是:人民是否有權力以全民公投的方式決定我們是否簽署ECFA?在此,筆者認為公投是絕對必要的,因為ECFA不論好壞,將對台灣造成很大的影響。現代國家誠然是「專家政治、專家治國」,然而,如果因此忽視人民的意見,將之視為「不專業的、愚昧的意見」,那麼民選政府的正當性又何在?因此筆者對於諸如總統的「ECFA勢在必行」或其他不注重人民意見的官方論調感到十分不以為然。不要小看自己的聲音,或贊成或反對,都應該要說出來。*4

*1 東協,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旨在加快經濟成長、促進區域和平穩定等。中國大陸與東協自由貿易區(CAFTA),俗稱東協10+1,再加上東協與日、韓間的FTA俗稱為東協10+3。參考自東協官網:http://www.aseansec.org/index2008.html

*2參考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網站的介紹:「《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是中國內地與香港簽訂的首項自由貿易協議。CEPA的主體文件於2003年6月29日簽署。CEPA為香港產品及服務開拓龐大市場,大大加強內地與香港兩地之間已建立的緊密經濟合作和融合。」,網址: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cepa_overview.html

*3參考自ECFA雙英辯論逐字稿紀錄:http://blog.roodo.com/aboutfish/archives/12258201.html,其中有簡介ECFA背景事件、發展過程。

*4 目前台灣團結聯盟有發起ECFA公投連署計畫。

通識教育的理想

◎何佳穎

臺灣的通識教育

臺灣的通識教育發展可追溯至民國七十年盧兆中教授擔任台大校長時所推動的通才教育;其後,教育部於民國七十二年成立「大學共同科目規劃研究專案小組」,檢討並開始規劃相關課程;又,教育部於民國七十三年發布的「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中指出:「當前大學教育由於分科過早,學生缺乏本門以外的知識與研究方法,所以大學畢業生不免目光侷限一隅,無法全面關照現代知識的發展。」[1]。於是,通識教育開始在台灣各大學校園中發酵至今,通識教育也漸漸成為主流,在大學課程的規劃中,針對不同領域的學生也會有所要求,以求學生在修習不同領域的課程後,可以思索自身與環境、社會的關係。

大學學什麼?

大學是近代世界史上歷史變遷的聚合點,大學師生的政治抗議運動常常是政治民主化的催化劑;大學所培育的知識份子也常常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奠基者;在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大學也是「知識工業」的重要基地,因而也是引導未來歷史發展方向的一大重要力量。[2]

大學,就字面上看來是「大大的學」,而大學體系也確實如此,校園中有許多不同的領域知識並存並榮著;進入大學,接觸到的是更廣泛也更深入的學術殿堂,身為一個大學生,該如何定位自己在大學中的學習,而又該如何期待以及被期待?

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剛開始是朝向專精教育的方向邁進,這從舊大學法第一條「大學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便可看出端倪。但是專精教育對學生來說是助益還是阻礙呢?如果只關注自己所熟知的領域,對於社會或是群體的體認會比較微弱。教育本身是在促進人的主體意識覺醒,學科分野只是技術知識上的分類,但是一個人所應具備的完整意識,要朝向其他領域汲取。

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應搭起溝通的橋樑,自然科學的學生要具備人文關懷的精神,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也要對自然科雪友相當程度的認知。儘管這些學科表面上不大相干,但是當這些知識跳脫課本之外,用諸於社會之中,其意義及效應就會有所轉變。

所以大學學什麼呢?不應該是以往的專才訴求,應當是回歸教育本位,讓大學生以自身所學給予社會關懷。

理想,我們仍在半路上

通識教育的理念是有鑑於理論的貧困所因運而生,如果只是一昧的專注於單一學科上,似乎就抹煞了教育的本意。教育之所以為教育,就是要讓人有思想,對於生活上遭遇的事情有所評斷;反過來思考,進入大學難道就只是為了取得專業領域上的優勢?撇開這點不論,大學可以給予的似乎更多。大學生在這個階段是即將踏入社會的過渡期,進入社會後,除了專業知識外,對社會的回饋及關懷又能給予什麼?大學生對自己的期待應當是一個懂得自主思考的個體,而不是社會競爭下的工作機器。


[1] 見:教育部台(73)高自第一一九八六號函及附件「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

[2] 《大學通識教育:涵義的釐清與目標的展望》,〈大學通識教育的理想與實踐〉,黃俊傑,台北: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協會,2000,頁7。

雙程記,學士學位學程的真相

◎謝明豪

隨著世界變遷的腳步,標榜跨領域、整合知識的時代已到來。學校掌握了時代的脈絡,先後推行了「繁星計畫」與「大一不分系」等政策,企圖打破傳統聯考僵硬的學習模式;近年來更在各學院成立了院學士班,意在培養大學成為通識教育的環境,而不單單只是侷限在自己系上的領域;在學士班的制度下,學生可以自由結合興趣與所學,此舉不但增加了學習的動力,也利於日後培養跨領域的社會棟樑。看著歷屆大學榜單各學士班的分數逐漸升高,然而,學士班真的就像外界想像的這般美好嗎?

清大目前最早成立學士班時間還不到四年,筆者為了瞭解清大各學士班詳細的運作情形,特地去訪問該院學士班高年級學生。這次有幸採訪到理雙大三系學會會長 胡凡以及生科院大二班代 陳奕勳與生科院大二 林逸傑學長,從他們自身所遭遇到的困難,試圖找出學士班普遍潛在的問題。

問題一:簡章會說謊

筆者訪問三位學長對於當初進入自己系上的想法與期許,大抵上是受到簡章所主打的跨領域,標榜可以選擇自己的興趣、出國交換學生、專輔老師陪同以及該系入學高分數的影響。然而實際上清大出國名額是採全校性質,即個人有意願,每個系的同學皆可申請出國,不像交大採取每個系的名額保障;而專輔老師的部份,也只是各系推派一個老師,且並不是每個老師都實際瞭解或熱衷於學生的問題與跨領域的知識。

問題二:修課修到休克

修課是所有學士班普遍存在的問題。除了第一專長自己院內必修課程,學士班學生還得選擇第二專長並修滿足夠的學分才可畢業;此制度可類比雙主修(最早理學院學士班名稱為理學院雙主修,但因觸及教育部的法規而數次改名至今),但輔系只挑選較為核心的課程。看似以興趣為導向、完全自主的第二專長,其實處處充滿著限制。以理雙為例,10級有些學長姊本來想以物理系為主修、材料系當第二專長,但實際去考量物理、材料的必修課程和衝堂、擋修等問題,至少要六年才能畢業,以至於大家只好改選化工作為折衷方案;每屆遇到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以 胡凡主修物理、輔修材料為例,為了能順利在四年內畢業,只好先修材料熱力學2、隔年才回來修材料熱力學1;而如今大三下已修滿畢業學分了,但大四的課表仍有許多必修課還沒完成;生科院學士班如今成立第二年,尚處於嘗試階段,但也同樣遇到兩個專長必修科目衝堂的問題,也使得同學的選擇受到很大的侷限。此外,由於排課的侷限,導致學士班同學會出現集體擠入某時段課程的問題,進而影響到本科系學生的權益。前陣子,材料系 黃倉秀教授所開授的材料熱力學(材料系必修),本來預計分兩班各招收50位材料系的同學,卻發生學士班同學人數太多,導致材料系同學連自己系上的必修課都修不到,最後教授只好被迫加簽,從小班級50人擴張到近一百人,含括六系學生,人數之多連考期中考時還出現位子不夠的問題,黃教授對此感到十分不滿,認為學校課程的安排有疏失。面對大多人選擇的熱門科系,校方是否應該增設班級,或者配合學士班學生多數人的時間額外開班,都是亟需應對的問題。

問題三:興趣和所學真的可以自由組合?

我們腦中都可以想像把兩個專長整合起來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以 林義傑學長所提供的例子來說,經濟學上的供需曲線圖和統計上的圖形,和生物數量分佈曲線有某種層面的相似度,因此主修生科副修經濟的人似乎潛力開創出一個全新的領域。但就學校對於雙專長所設下的門檻以及僵硬沒有彈性的課表,對於這樣「跨很大」的同學勢必會吃足苦頭(筆者採納胡凡的看法:對於「跨很大」的粗淺定義是理雙、工院、生院、原科為一體系;科管、電資、人社三院又各自成為一體系,之所以這樣分是以大一大二共同必修的相似度和重疊性為考量)。以理雙來說,學校當初成立此系的目標是希望同學主修理、輔修工。這樣做固然有其道理,因為理工的本質都和科學有關,一來也方便在職場上找到工作,課程上也比較容易銜接;但相對下也就漠視了「跨很大」同學的存在。如果當初學校是基於自由學習的理念設立學士班,卻又期許同學做出「符合社會期許的高科技產業人才」的選擇,無形中已經否定了學生自由學習的意志。

問題四: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

清大學士班創立的歷史至今還處於嘗試階段,目前即將有第一屆畢業生的學士班僅有理雙和科管院。仔細研究理雙10級學生人數變化,從大一時29人到現在剩下23人,23人中有14人可以畢業,9人延畢,相當於1/3以上的人無法畢業;或許校方可以怪罪是學生不夠認真導致延畢或二一,但從低靡的畢業率不難看出——雙專長的體制並非普遍人皆適用;很多人往往只看到耀眼的入學門坎分數和自由選擇興趣的理想面,卻沒看到該學院繁重的主科再加上第二專長所要付出的慘痛代價。能夠畢業的學長姊也未必比物理系或化學系畢業的學長姊來的有優勢;拿考校內研究所來說,各大學研究所普遍盛行「保護傘政策」,喜歡在甄試階段優先保證大學部的學生,例如物理所就會留有一定的名額給物理系大學部學生。但理雙既不屬於物理又不屬於化學,並不在「保護傘」的庇蔭之下,等同被視為外校學生,和各大學高手一同較勁筆試。當對手都是該研究所本科系出身的佼佼者,分散火力、學習雙專長的學士班學生,優勢何在?或許培養跨領域人才是未來社會的主流,但面對研究所升學管道,學校是否遺漏了什麼?理雙和科管院在清大各學士班成立時間算是最久的,學士班不論排課選課的問題,已有大四學長姊一路披荊斬棘,以自身慘痛的經驗為學弟妹指引出一條較為平順的道路了,但面對其他新興的學士班,如電資院、生科院、原科院、工學院,依舊處於白老鼠階段,往後面對接踵而至的問題,勢必會再重蹈理雙的歷史。在此,我們企盼各學士班能夠重視到自己的權益,必要時得團結起來,向學校表達我們的訴求和困難。

大學作為一種國家機器

◎陳為廷

接下來幾篇專文,我們將處理清大的「學士班」議題。

眾所周知,學士班這類「延後分流」的教育精神,正在於擺脫以往全然職業導向的求學途徑,鼓勵學生多方嘗試、找出自己的興趣所在。這種觀念如今我們已經非常熟悉。官方文件中,似乎也常見諸如「教育多元化」、「課程彈性調整」一類的字眼。

扭曲的教育觀從何而來?

但這個社會對教育的觀念真的改變了嗎?

事實上,「萬般皆下品,唯有理工高」的狀況依然存在;比起前文提及的教育理想,更多時候,我們學生(或我們的父母)仍然只把教育當作一種「投資」。彷彿國家或個人對教育所付出的成本,是可以/且應該化作可見的收益;在這裡,教育是一種商品,它的價值只能用錢來衡量。

我們所要指明的是,這種觀念絕非自然產生。它事實上誕生於國家一連串以經濟主導教育計畫的政策當中。而這些政策,對教育本身造成了極大的扭曲。

大學作為一種國家機器

首先,國民政府來台後,政府為了穩固其統治正當性,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持續地促進資本累積──這一方面讓資本家覺得有利可圖,另一方面則讓廣大的受薪階級處於優裕的生活中,喪失批判、省思社會不公體制的意志。為了快速累積資本,國家必然付諸更積極的規劃和行動,動員所有「國家機器」為經濟服務。所謂「機器」,指的就是沒有思想、缺乏自主性,完全受到人的控制藉以實行某種生產目的的工具。

這裡的「國家機器」,當然也包括教育部門、包括大學。

人力規劃! 教育作為一種商品

這樣的政策走向直接體現在「人力規劃」的思維上。六零年代,美國學者首次將「教育作為一種投資」的概念帶進台灣,發展出人力資源理論。從此教育被商品化,政府開始完全以「人力規劃」的觀點來制定教育政策。

教育部處處服膺於經建會的人力規劃要求,一方面依據建設計畫的發展而決定是否增設學校或加開系所;一方面依據人力需求預估來決定各系招生名額。理工科與社會科學生的比例被迫要維持在五十五比四十五。而經建會強調國家如此干預教育的原因,在於文科畢業生若數量過多,「他們將無力維生、或對經濟無所貢獻」!

由「顯性」到「隱性」國家機器

這樣的政策持續到八零年代,面臨教育改革聲浪,教育部開始逐步釋放權力。但設立系所、評鑑學校辦學方向的根本權力仍在教育部手上。另方面,國科會開始掌握了大筆研究資源,重點獎助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工程應用科學領域──仍然只有這些能應用於生產技術、且同時具有生產價值的科技才會受國家的青睞和補助。

如今國家對教育的控制,從「顯性」的直接介入,改為「隱性」的以獎助研究的方式引導。但其思維本質不變,都是為了經濟、為了競爭而教育,完全捨棄了大學應有的人文主義;長期「重理工、輕人文」的結果,更將使社會付出難以計量的成本。

而關於大學教育的意義,前台大校長傅斯年這麼說:「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它的自尊性。這中間是追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人擠人的工具。」

但當經濟凌駕教育,工具主義、人擠人的思維在校園中掌權,我們的大學教育究竟還剩些什麼呢?

引用:

周威同,2003,《台灣的大學做為一種國家機器: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中山政治研究所。

編者言(003號刊)

一個議題,總是一個開始,繫於心底的熱情,然而五分鐘熱度一過,議題就死去了,或好比是沒了電的機器人,不能動了。不幸地這確實是議題們的宿命,總是在問題沒有解決就消逝了。

在校園內和朋友們交談時,話題總是圍繞在一個人的生活瑣事,什麼時候全家又打折了、小七有東西要收集、誰和誰在哪邊被目擊走在一起……種種反覆無常的生活瑣事,大學四年也過得十分平凡愜意。然而,周遭的生活環境事實上只在表面上顯得特別平靜,當有些人眼睛特別尖、或神經無意間被一些不尋常的事情觸碰到時,心裡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而它就轉化成了議題。

也許歸咎於生活的忙碌吧。這樣的人或許不少,但總沒有多餘的時間去顧慮這些也攸關到別人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家眼睛都在看、耳朵都在聽、心裡偶爾盤算,用旁觀的方式去關注議題,只不過,總要等到有人出來說句話,議題並不會因此被延續下去,而議題的延存也經常和它探討的事情並沒有直接的正比關係,沒錯,在忙碌充實的大學生活中,它們經常是被排在最後而最不被在意的。

美麗的清大,從這學期以來開始了有些不同的樣貌,反中科的爭議、學生會的爭議、蓄水池的爭議在在讓清大動了起來。這些議題、事件的推動,其背後總有隱藏的意義,也許它打破了你平凡的生活,然而若不去解開事件的真相,它仍然會持續存在,持續干擾你。如果能沒有這些事情該有多好。但現在這個社會,甚至一個校園,不合理的事情總是會一再發生,必須有人出面去關注、處理,我們不能夠逃避,甚至去忽視它。花點時間去關注它也並非壞事,反而能使我們更加了解我們所身處的社會。

人至始至終離不開社會的,這包含了親人、朋友、同學、教授之間的關係,所有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若沒有人去在意其中的一些問題,它是不能夠被解決的。且如幽靈般常會又突然地蹦出來。基於此,議題是了解社會的一條管道,而關注議題就是我們每個公民應該做的事。基進筆記的內容對你來說或許是很陌生的,但也請你想一下你的生活周遭吧,它們其實一直和你的生活息息相關。

最後我推薦這一期學士班的議題,希望有更多人能夠關注這個在國外十分流行的趨勢和它在台灣適用上仍有許多爭議的制度。

道德的再思索,談動物倫理學

2010.05.20  ◎王俞婷 邱博楷 陳其 報導


清大核心通識講座第四場〈動物倫理學〉於5月19日星期三晚上七點在合勤演藝廳舉
辦,由現任中研院副研究員錢永祥主講,談論關於動物之道德倫理的關係,同時錢教授也
是《動物解放》(英文原文:Animal Liberation)的主要譯者之一。

人類不應該不去了解動物

錢永祥教授強調,動物在公共討論空間中較不受注意,然而我們生活中卻離不開動物
,我們不應該不去了解動物。錢教授將動物主要分成食用動物、實驗動物、同伴動物、野
生動物,然而對於這些動物之倫理道德如何定義,人類一直有三大挑戰:學術專業程度、
高度爭議性,以及最後一則,人作為不會說話之動物的代言人是否恰當。

談到學術專業,錢教授認為動物倫理學在這方面一直很少人探討,缺乏論述;另外因
為動物和我們生活的利害息息相關,所以談及動物平等時總是產生高度爭議;動物不會說
話,而沒有辦法抗議,身為代言人的人類,或許在價值觀上錯認了道德對錯,而使動物倫
理反而受到歪曲的解釋。

此外,錢教授認為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或是態度並不一定等同道德態度。我們與動物
相處的方式不一,如撲殺、畜養、烹煮行為等,但人類經常探究的缺失僅止於行為在行政
上的疏失,而沒有注意到該有的道德觀點。例如,我們撲殺了數百萬隻我們所畜養的豬隻
或雞隻,卻只注意撲殺過程的完整,沒有重視動物的主體性。

動物也有其道德存在之必要

錢教授進一步表示,我們能在人的身上找出某種具有道德地位的特色,亦即道德考量
適用的對象。他進一步地引用了三個理論來論述在動物身上也是有道德存在的。

第一種是邊沁式的效益主義,主張人身上具有道德意義的事物是「利害」
(interests),人之所以有利害可言,是因為人類能夠感受到痛苦和快樂,而因為動物和
人一樣都能感受到痛苦,所以動物也具有利害,也具有道德意義。教授舉了一個例子:我
們無法從植物人身上觀察出他是否有感知痛苦與快樂的能力,但我們依然會他/她付出感
情,那更何況是具有感知痛苦與快樂之能力的動物呢?

第二種是康德式的本務論,主張人身上具有道德意義的是「內在價值」,在思考生命
的道德意義時,我們要關注的是他自己所認為其本身之價值,生命的過程只能透過自己本
身經驗才能感知,只要他們能夠感受,他們就具有內在價值,而因大多數的動物都滿足此
標準,因此牠們也具有道德意義。


第三種是亞里斯多德式的完美主義,主張人身上具有的道德意義是「盡性」,也就是
涉及生命品質之運作,人應該運用一些能力或條件來使生命得以充分發揮,達到一個完美
的狀態,一個正義的社會就該保證人們能平等享有這些能力,而動物雖然無法擁有跟人類
一樣的能力,但人類不能剝奪牠們運作的權利。完美主義者會反對將動物置於動物園或是
籠子內,因為人類剝奪了讓動物依著自然天性生活的權利。

以校狗為例──我們對待牠們的方式對嗎?

在最後提問的時間,有同學問到教授對校狗的看法。錢教授認為對於校內有狗這件事
情應該要放在一個更大的脈絡下來談。首先是流浪狗的「出現」──牠的出現絕對不是牠
自己造成的,而是人為的結果;再者是環境的建構──狗兒出先在開放空間中是理所當然
的事情,但我們在建構這個環境時卻沒評估到這些狗的存在,現在狗出現在這裡應該要怪
誰呢?第三,對狗的反應──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該如何跟陌生人打交道、遭受到別人的危
害時該如何處理,但人們對於如何跟狗打交道,卻不像前者一樣,有被普遍性地教導。教
授希望大家可以記得這三點脈絡,反思我們人類自己。當我們以「狗對人類具有威脅性」
為由將狗驅離時,這樣做在道德上是否正確呢?我們對於如何讓自己不受到狗的威脅有努
力過嗎?對於流浪狗的出現,身為有較高的道德能力的人類,是否也該賦予相對的道德責
任呢?

在演講結束後,錢教授私下回應了對於學校將在下禮拜實行捕狗的這件事。如同前面
所講,校園是個開放空間,狗是不可能不進來的,因此把校園裡面的狗抓走並不能解決問
題;反之,在校園裡面的狗因具有地盤性,當達到一定數量後便不容易再有更多的狗進來
。如果對於校內的狗的習性已有瞭解,讓舊的狗繼續待在校園並不是件壞事,反之,新的
狗進來了大家反而不知道牠的習性。在這樣子的脈絡下看,捕狗並非最治本的方式。

平等與道德實踐之路還很長

最後,錢教授認為這是一個在當下十分具有爭議性的議題,因此他並不期待每人都能
接受它,但他希望這能夠是個發端,讓大家開始省思到動物與人之間的關係與道德聯繫。
人類一路走來,不外乎就是一個消弭歧視與偏見的過程。奴隸、性別與種族的偏見都陸陸
續續地得以減緩。錢教授期望有一天,人類能以更加平等而道德的態度來對待動物。

受難者現身說法 清大師生見證白色恐怖

2010.05.13  ◎陳為廷 採訪報導

基進筆記

昨晚(5/12)七點,由清大台灣研究室及陳文成基金會合辦的「《白色見證》紀錄片巡演暨受難者座談」活動,於實齋講堂登場。現場五、六十名清大師生,共同觀賞了白色恐怖紀錄片《白色見證》;並聆聽現年九十歲、原籍浙江的受難者林學禮先生現身說法,談及當年被捕、在獄中、及出獄後的種種處境。

主持人姚人多在開場時說:「在我這們這代人年輕的時候,對於這段被湮沒的歷史,都是想知道而沒有管道得知;但到了你們這一代,卻常常是想讓你們知道,而你們都不想知道。對於林(學禮)老先生而言,今天有這麼多年輕人──甚至許多人不滿二十歲──出現在眼前,是特別的。讓我們珍惜這個三代人共處的場合,共同詳細檢視國家暴力。」

1946年中共來台 二二八後組織擴張

《白色見證》全片由16位受難者述說自己的故事所組成,他們描述了自己如何在青春年少時即捲入政治案件,也一一講述當年他們所經歷的逮捕、偵訊、審判、監禁、勞動及思想改造,甚至出獄後仍受監視的人生。

近兩年從事相關口述史工作的陳文成基金會志工在引言時說,片中講述受難經歷的長輩們,有些是被羅織罪名入獄,有些則是真正參加過中共地下組織。他說,事實上1946年中共就已經派人到台灣籌組地下組織,但遲遲未能擴張,直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民怨四起,黨員數才由五十人左右急增至一千餘人。作為一個「地下」組織,這樣的成員數是相當可觀。

1949年,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戒嚴。設立《懲治叛亂條例》及《檢肅匪諜條例》,台灣長達四十一年的白色恐怖時期正式開始。

外省教師信仰社會主義 繫獄十三年

「我是個平凡的小人物,但我出生在1921年── 一個偉大的年代。因為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年創黨!」堅持不用麥克風、全程要用站著和年輕人對話的林學禮先生這樣自我介紹。

林學禮先生是在1948年從大陸來台,應聘至金瓜石的國小教書。他回憶,當時的國小校長就是一名共產黨員,原本在台北工作,後來自動請調到金瓜石。為的就是隨時準備在中共「解放」台灣以後,可以就近維護金瓜石一代的礦產資源,不被國民黨破壞。林學禮先生加入了這名校長所領導的外圍組織,後來被以「參加叛亂組織、意圖顛覆政府,尚未著手實行」為由,求處十年徒刑。校長被處以死刑。另一名同案教員本來與林學禮刑期相同,但因軍事法院的一切審判都要由蔣介石過目定奪,所以原本十年的刑期,經蔣介石大筆一揮──「死刑可也!」,便改為處死。

「我信仰社會主義,因為這樣而被關十三年,我沒有話說!但是即使根據老蔣的法令,我的同事也不該處死!」為了讓同志的親友知道真相,出獄後,林學禮開始了往返兩岸的「尋親」旅程。最後順利找到同志後代,一了心願。

白色恐怖歷史扭曲 真相湮沒

「白色恐怖的歷史經過兩層的扭曲、掩蓋。第一層是蔣氏法西斯政權對這段歷史的扭曲;第二層是出獄後,自己為了避免世人的異樣眼光及國民黨的侵擾,而對過去經歷的掩蓋。這導致了白色恐怖歷史被長期湮沒,最後被徹底遺忘!」林學禮先生這麼說。

陳文成基金會志工補充,今日我們回過頭去看白色恐怖這段歷史,至少有幾件事應被正視檢討。第一,當時國民黨政權在戒嚴體制下所進行的軍法審判是絕對不正當的;第二,無論當時人民意識形態為何,面對國民黨暴政,每個人都應該有反抗的權利。然而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體制,使得這些事實無法被檢視,乃至被全然塵封。

白色之路 尋回青年與歷史的鍊結

昨晚來參加活動的電機系同學劉芳佑表示,以往對白色恐怖的印象,就是聽父親講起以前那個年代,常常班上功課好的知識分子都會莫名消失。但不知細節。今天看了紀錄片後才知道背後有審訊、判刑這些程序。聽完座談,令他好奇如今政府是否有補償措施?

北京大學交換生、經濟系的裘蕾潔與林學禮先生同樣來自浙江。她表示,以往只大概知道國民黨曾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但不知細節、也不知道中共曾在台灣發展地下組織。聽過這次講座,讓她發現當時的國民黨竟比她想像中的還要血腥。而她原本對國民黨的認同,「是因為它畢竟自始至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今天首次聽到有人以「蔣氏法西斯政權」稱之、並嚴詞控訴,讓她對台灣歷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面有了進一步瞭解。

陳文成基金會在最後邀請與會同學參加今年暑假、由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與陳文成基金會共同舉辦的「白色之路」營隊。他們每年邀請受難者長輩做經驗分享、參訪當年的牢房及審訊室,如今已辦到第六屆。同時,也有愈來愈多參加過營隊的大學生投入白色恐怖案件的訪談工作。他們期待透過兩代間的對話,能讓更多人理解白色恐怖歷史,撥開迷霧,重現被扭曲、湮沒已久的歷史真相。

相關連結:

《白色見證》紀錄片全片:

http://ppt.cc/A5xb

2010綠島白色之路青年體驗營:

http://greenislandstory.blogspot.com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http://www.taiwantrc.org/index.php

在馬英九登基的日子,你應該知道的事──白色恐怖政治案件概述:

http://blog.roodo.com/michaelcarolina/archives/6053895.html

宏觀白色恐怖:一個政治犯是怎樣形成的?:

http://blog.roodo.com/michaelcarolina/archives/6054205.html

基進筆記002號刊目錄(04/26/10)

radical_02_color 編者言(002號刊)

議題關注
  1. 學生是學校的主體──清大學生自治的實踐  ◎ 何佳穎、鄭紀綺

  2. 第十八屆學生議會回顧  ◎ 吳佳穎、溫立心、陳為廷

  3. 清大議會總體檢──與台大「學代大會」的比較  ◎ 陳為廷

  4. 娘娘腔與小紅帽──清大性別運動的起點  ◎ 魏揚、林子璇

  5. 從女研到性研──清大性研社的復與創  ◎ 魏揚、陳其、邱博楷、王俞婷

  6. 誰來抓鬼:人社蓄水池疑點掃描  ◎ 魏揚

學術專題

「山上」的狂飆運動  ◎ 吳彥明(社會所博士生)

清華藝文
  1. 盤古樂隊:為革命而生,為反共而活  ◎ 劉冠呈

  1. 藝術實踐與夢想的廣度─訪三明治團隊 ◎ 許瑋倫、何佳穎

論壇發聲

從砍樹事件看忽視「人」的工程審議程序  ◎ 黃耀慶(人社系大三)


第十八屆學生議會回顧

◎吳佳穎、溫立心、陳為廷

延續上一篇專文對台大「學代大會」的討論,讓我們接著看清大學生議會的運作狀況。

九八上學期全然癱瘓 下學期重新運作

目前學生議會已經運作到第十八屆。本屆議員的選出流程為由各系會推派代表,之後再由舊任議長召開第一次常會追認之。但第十七屆議長由於某些因素遲遲未召開第一次常會,整個議會在九十八學年度上半學期全然癱瘓。這個狀況使得學生會與學生議會負責人在校是論壇上及NTHU校園版中屢次遭到質疑,直到今年一月底才在學生輿論壓力下,由副議長蔡嘉倫出面,以「議長不克召開常會」為由,取代議長召開第一次常會。此時,第十八屆議會才正式開始運作。第一次臨時會出席的學代僅四人。

之後,議會辦理「增補選」,發函給無代表席次的科系,要求系會長推任一位議會代表,參與議會討論,最後十八屆議會總共有七名學代參與。

每月召開常會 聯繫各處室

十八屆議會自去年一月開始每月固定召開常會,截至目前,除了四月因出席人數不足導致流會外,其餘月分均順利召開。

本學期議員們運作重心主要在關心公共議題。目前學代們共同處理的議題包括:校狗問題,議會對此曾與總務長及懷生社進行溝通;對於校外人行道的停車問題,議會也曾與總務長進行討論;另外,針對轉學生學分抵免問題,議會也向教務長表達過修改意見。最後,議會曾與校長進行對談,就校內事務雙方進行意見交流,如,對於與姐妹校的互動以及未來校際間學生互訪之可行性。

辦理十九屆改選 期許人力充足

此外,十八屆議會最重要的一個任務在於:籌組選委會,辦理十九屆學生會長/學生議會改選。今年選舉辦法於四月十二日張貼在NTHU校園版上,並發放全校信。

副議長張家豪表示,希望此次議員選舉各系均能推派代表,使議會中的討論聲音能更加多元,對議題的處理方式也能較為周延,且避免忽略某些群體/科系的聲音。另外,充足的人力也能讓議員間的分工更加完善,如議員間可以分配議題,由某些/個議員專門負責某一議題,議員再就此議題的瞭解對議會進行匯報,增加議會對議題的了解,以做出最好的處理辦法。

「人少好辦事」? 應選名額應聲減半!

但與此同時,選委會卻將選舉法規中的「各學系學生代表名額以該系『班總數』之二分之一計算」解釋為:「以該系『單一年級班級數』之二分之一計算」,使得原本應選出五十餘席的學生議員,頓時縮減為二十三席。此舉引起板友在NTHU校園版上質疑:選委會不顧過去改選慣例而使議員人數應聲減半,將導致學生議會難以運作。

對此,畢業校友、十七屆議長杜宗熹發文表示,由於學生議會無權獎懲學代,「只能純粹靠『良心』和『責任感』來驅使代表出席會議」,導致學代出席率過低,而使會議流會、議會癱瘓。所以,「只能在不違反章程的情況下,『從寬』去定義法定人數,儘可能把法定人數降低,以達成較易開成會的目標」。言下之意,本屆選委會「從寬」認定法條、將應選人數應聲減半,或也是為了避免上述情況。

但選委會並未對此表明立場,僅強調解釋章程是議會職責,而「板上公告中的即為第十八屆選委會之解釋」。

根據選舉辦法,各系學會應於四月底前將該系學代名單交予與學生議會,由此產生第十九屆的學生議會。

從砍樹事件看忽視「人」的工程審議程序

@ 黃耀慶(人社系大三)

物理系朱國瑞教授擅自將物理館旁的黑板樹砍了,當大家發現這件事情時,現場已經是一片淒慘。斷裂的粗壯樹幹橫滿路旁,像是一群鯨魚擱在沙灘上,喘著最後幾口氣,連掙扎都累了。

經過景觀委員的聲明,我們知道朱國瑞教授砍樹並沒有徵得景觀會的同意。在清大的法規程序中這是不被允許的,意即朱教授砍樹是不合法的、是錯的。迄今與破壞程序的相關檢討已經受到強烈地重視,除此之外我們是不是能夠有其他的看法?

我們回顧朱教授堅持砍樹的主要論述:為了視障與肢障者不得不繞過體制將樹砍了。論述的蹊蹺在於朱教授似乎認為學校的體制無法保障(護)視障與肢障者。於是我們要問,「現行學校體制真的沒辦法保障他們的權利與安全嗎?」

校園景觀環境審議規則第一條寫到:「本大學為兼顧工程建設之執行與校園景觀環境之保護,特訂定本校校園景觀環境審議規則。校園景觀環境指校園之地形、地貌、植被、建築物外觀及生態環境等。」,工程在學校除了行政規劃以外,詳細的執行討論就只在「校景會」中,僅此一處。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審議規則並不包含對「人」的考量,同樣依此規則而生的校景會職責當然也不包含「人」的考量。而在實際情況中,校景會是否曾討論到「人」的因素呢?有的。像是在蓄水池一案中總務處給出八項與景觀生態相關的細部承諾,而關於「人」的承諾,就僅此一項──「蓄水槽的施工噪音不會干擾學生的上課」。

從法規與實際面來看,不難體會朱教授的「好意」(但他的做法是錯誤的)。我們可以藉由這次事件重新思考,學校工程的審議程序是不是有所缺漏?是不是能夠更關注受到影響的──「人」?

(作者為反清大粗殘工程聯盟成員)

藝術實踐與夢想的廣度─訪三明治團隊

@ 許瑋倫、何佳穎

想拍的東西很日常,就像早餐,習以為常的生活環節,卻在每天的開始注入一天精力的泉源;而那些發生在週遭,不是雙向而是多線交錯的人際關係,各自獨立但層層相疊─這,就是「三明治」。

起初,只是源自於對電影欣賞的喜愛,以及對於影片創作的熱忱…三個好友、一台單眼相機、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在去年十一月,展開醞釀已久的影片《三明治》的拍攝,而原本沒有預計要拍攝的《秋別》,也一道添上夢想的翅膀。他們,三明治團隊,帶給大家的不僅僅是影片的感動,而是學生獨立製片在藝術實踐上的具體呈現。

在一群人之中,由複數的兩人關係建立起來的圓圈,《三明治》就是這樣一個發生在你我週遭、甚至就是你我所正在進行的故事;《秋別》是從個人情感出發的短片,雖然劇情是大家熟知的情節,簡簡單單卻很深刻。兩部創作,兩種風格,但要告訴大家的是一樣的東西,這就是生活,每天每天在你我週遭上演著。

對於藝術實踐,《三明治》導演鄭維剛坦言他很喜歡「舞台」的概念,不論是在幕前還是幕後,每個人可以擁有讓自己發光發熱的場域;《秋別》導演楊肅同則只是想讓自己的心聲透過影像傳達給他人,進而引發共鳴。對於他們而言,非科班出生的理工科系學生身分,不足以阻礙他們對於夢想的追求。不管是鄭維剛的戲劇社、攝影社經歷以及合勤演藝廳的打工經驗,還是楊肅同在節日活動拍攝記錄短片的習慣,都是他們在實踐夢想的過程中,所踏下的堅定腳步。

由於自力完成影片拍攝的堅持,三明治團隊的資金全額自籌,這樣的堅持,讓《三明治》及《秋別》可以導演想表達的純粹感動付諸於影片之中。儘管在拍攝過程中遇到不少難關,但是三明治團隊還是一個一個去克服,而他們也在過程中學習到很多,得到實踐自我的滿足;沒有利益,沒有目的,僅透過藝術中心的協助,完成在全校師生面前放映的可能。就是單純的滿腔熱血,和「想說想做」的念頭,於是有了這兩部呈現你我面前的作品。

升學主義掛帥的教育體制下,我們不斷地周旋在課業與成績之中,學生自發性的藝術實踐,在當前的教育體系中其實很容易遭遇挫敗。「只願接受成熟的果實,而不願提供良好的養分。」在訪談過程中,三明治團隊的三位發出如此感慨,在社會的普世價值中,現實利益被擺在首位,在夢想實踐的過程中少有鼓勵的聲音,更多是成功之後的事後諸葛。這樣的現象讓許多想法被扼殺在實踐的半路上,即便有再大的熱情,若是沒有合適的發揮空間,夢想,就真的只能想想而已。但鄭維剛認為,這樣的體制也許不健全,但並非不必要,這個體制如同保護傘,在與體制衝撞的過程中,可以避免更大的風險;勇於挑戰,不論成功或失敗,獲得的都是寶貴的經驗與歷練。

面對研究所實驗跟影片拍攝兩頭燒的狀況,三明治團隊懷抱著熱忱與實踐夢想的堅持,依然交出漂亮的成績單,儘管導演鄭維剛謙虛地說影片相較於一些前輩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將自身的努力成果帶到學生眼前,為學生的藝術實踐開啟新的場景。三明治,不只是要帶給你影片的感動,而是要告訴有夢想的人:「做,就對了!」。

盤古樂隊:為革命而生,為反共而活

@ 劉冠呈

2010年3月31號,在春假的前一晚,中國流亡樂團──盤古樂隊,由憤清工委會邀請,來到清華大學舉辦了一場小型的談唱會。會後基進筆記的編輯有幸能與主唱敖博跟貝斯手凌凌進行一場簡單的訪聊。

談與唱之間,這支來自江西的反抗樂隊的臉上從不見在異國接受政治庇護似乎該有的愁容。

談唱會中,盤古如此唱著:「給你飯吃/給你錢花/你要聽話/人才國家的棟梁之材/它不是木材/…它它它是奴才」。似乎在告誡著台下這些坐擁著國家大量教育資源的清大學生們,要做一個對學術、社會負責的人才,而不是一個抱著大財團大腿死要錢的奴才。

2004年在結束「台灣魂SAY YES TO TAIWAN」二二八演唱會後,主唱敖博及貝斯手凌凌循原路要經由泰國返回中國時,接到了來自中國友人的訊息,中國政府已經為了他們在演唱會上高喊台灣獨立,而準備緝拿他們。接受了國際人權組織的幫忙,他們得到瑞典政府的政治庇護,並取得永久居留權。

儘管如此,他們仍然努力地想辦法讓他們的音樂在中國響起。他們將他們的音樂都放在網路上供大家免費下載。

敖博說,自小以來自己就是一個具有反抗精神的人,人家叫他往東,他偏要往西。討厭所有無謂的規定,是個在師長眼裡十足的頭痛人物。組了樂團後,就將之視為表達憤怒的武器。

中共在七零八零年代的教育常常叫人批鬥這批鬥那。貝斯手凌凌:「反正只要不批鬥毛澤東,剩下的誰都可以拿出來批鬥一番。」但現在中國政府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反而對人民進行非常高壓的壓抑,甚至比文革時期還要退步。

談到台獨,盤古表示他們是在2001年在昆明音樂節時,接觸到台灣閃靈樂隊的主唱Freddy後,才真正有所了解的。在中國大陸,中共政府刻意醜化台獨運動。凌凌說:「我當時還一直以為民進黨或所謂台獨份子,都是一群流氓樣的傢伙。直到接觸了Freddy後才改觀。」

盤古的反抗性格是來自骨子裡的,藉由搖滾像顆子彈般射向那些他們所批判的人、事、物。用歌聲、用吉他,他們舉起了反中共、反極權的槍桿,用簡單卻實在的歌詞,以龐克、硬芯搖滾等多重風格,吶喊著反抗。不停地注視著中國與世界各地關於民主與人權的議題,貫徹敖博高喊的「為革命而生,為反共而活」。

「山上」的狂飆運動

@ 吳彥明(社會所博士生)

這篇文章源自於一次莫須有的發飆行為,但這並不是我想談主題,我想拋出的議題是一個始終存在於清大學生的刻板印象,或可稱為一種人文文化與科技文化間的對立,也就是俗稱「山上」與「山下」的對立迷思。

清華大學在台復校時並沒有人文學科,初期重點為原子科學,其後擴展至理工方面,近二十幾年來更積極發展人文社會、生命科學、電機資訊與科技管理領域科系。儘管有了法律或管理相近的社會學科,但也是在山下,與理工科建立產學合作的共生關係。因此,處在人社院的我們,似乎是被排除的。是一種聊備一格、維他命補充式的方式存在,是以一種看不見的方式被人看見。但弔詭的現象出現了。我們開始自認是清大中的「飛地」,就像梵蒂岡之於羅馬。

我們是山「上」,他們是山「下」。從清大正門口映入眼簾的不是化學館更非台積館,而是人社院巍巍聳立的尖塔。我們經常歧視山下的同學缺乏創造力、沒有人文關懷、留著汗味的宅男、衣著隨便。我們是用一組對立的符碼來樹立我群的優越性,以來貶抑他群的劣質性。但很明顯地,這是虛假的意識形態,因為「對立的符碼」究竟是什麼?向來以破除虛假意識形態為傲的人文學科,卻又再次陷入其中。我們從不會去問這樣的刻板印象從何而來,我們自以為是地欣然接受,好像我們天生就是跟他們不一樣:我們是獨特多元的,他們是普遍單一的;我們有獨立判斷的思考能力;他們只會在實驗室裡整日扮演作業員;我們會閱讀書寫、偶爾吟詩作樂,他們只會打打電腦、遙想遙遙;我們重視性別差異,他們崇尚陽剛氣質;我們批判現狀抵制功利主義,他們迎合現狀整天績效掛帥。換句話說,我想提出的是,我們根本就是依附在山下而自成的對立面。我們是隻寄生蟲!

自始至終我們都是建立在反對山下而形成的世界觀,我們沒有自己,我們可以輕易地劃清界線,可是我們卻無法充實自身,說到底,我們有時像個無助徬徨打腫臉充胖子的瘦子。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寄生思維,根本就是校方的思維,「人文學科是要讓清大以理工為主的基礎更為完備」,原來我們自始至終都是跟校方站在一起的,一家團圓了。甚至,我們潛意識中更恐懼著找到真正的我們,真正的認同與本質,如果能一直作為對立面,那有多好啊。與其想破頭充實自己,還不如撿現成的來加以否定來的簡單多了。原來,我們也是會秉持撥撥算盤的功利主義,只不過這樣的矛盾是看不到的,是隱藏於既定的社會事實的,但我們還揚著頭嗤之以鼻地攻擊山下的錙銖必較,我想,我們根本不惶多讓,甚至更青出於藍,根本就是系出同門。

我曾花了很多時間去比較全國理工科與人文學科的入學門檻,我一直想樹立一個反差的現象,也就是一年有將近十五萬上下的高中生,究竟進入清大的理工科比較簡單,還是進入人文學科?我想做的無外乎是透過數據證明清大的人社院在裡子與面子上實在沒有什麼好驕傲的。但是我錯了,我始終無法證明我的奇開異想,至少在清大,進入人社院的難度是兩倍於進入理工學院。但是這只是讓我前段提的現象更為突顯,甚至會強化「山上」的優越感。什麼辦法能解決這樣的困境呢?從我得知我有發飆的消息那刻,我想到了發生於德意志在1760年代晚期到1780年代的狂飆運動。

狂飆運動時期的作家多數都出身于中產階級,是新興的市民階層的代表。這些市民階層的年輕知識份子用奔放的熱情來表達自己的不滿,他們反對社會等級偏見,反對封建社會「不自然」的生活方式,他們反抗社會、道德和美學的束縛,而反抗的方式就是通過抒發個人情感來對社會進行揭露,以此來引發讀者的共鳴。狂飆運動時期的作家的表達多是從感性認識出發,所以言辭激烈,富有感染力並且以感性體驗爲主。狂飆運動時期的作家都有著鮮明的政治色彩,他們反抗當局,反抗貴族和神權的權力濫用,要求人權和社會自由平等。

同樣的,我也希望山下的同學能站在同樣的角度重新審視這樣的現象,世界觀的不同才能豐富這個世界,允許「差異」更是學術進步不容妥協的唯一要件。但是這個差異不是建立在獨特主義與普遍主義的共生關係,而是真真正正的差異,一種瞭悟自己、認識自己、包容另類、認定另類的差異。

再次澄清,我沒有發飆,但如果這個莫須有的發飆能造成一股狂飆運動的效應,那我欣然接受。

誰來抓鬼:人社蓄水池疑點掃描

@ 魏揚

一、百鬼夜行

都說百鬼夜行。

都說那些平時隱匿人間的鬼魅,一到夜晚,便會齊聚街道之上,以鬼之姿態,盡情放縱、狂歡。任何目睹百鬼夜行的人類,都會蒙受詛咒而死。

但是,魑魅魍魎並不總是晝伏夜出,光怪陸離的事也時時刻刻在發生。人社院後方的蓄水池工程建設案,眾多疑點歷經多次公開會議、師生陳情、協調,仍未能釐清,不合理之處令人無法參透,實則便是「百鬼夜行」的反例。

二、鬼水怪談

在許多人社院同學主動且積極的介入之下,這件開發案許多原本被遮掩了的不合理之處,得以拂去塵衣,得以揭露出事件中的鬼之足跡,顯露各方角力的痕跡刻印。

1. 學生「知的權利」不見了?

這不是一個預計要蓋在荒郊野嶺的工程,此工程預定興建的地點也不是多麼渺無人居的被神捐棄之所。今天這個預估容量達兩千八百噸的蓄水池,所要坐落的地點是人社院館的後方,可能受到影響的個體除人社院師生之外,還包括所有來人社院上通識課程的學生們。

然而這件對學生權益影響如此重大的工程,事先卻沒有學生被正式告知,也不見有學生出席相關會議。何以學校如此輕忽學生「知」的權益?這是首先應該被質疑的。

2. 規避環評?

兩個地點方案中,學校何以堅持選擇人社院後方籃球場作為興建地點?在眾多仍待釐清的可能理由裡,倒是有一項是學校自己大方承認的:人社院方案作為已經開發過的舊校地,可免去環境評估。

在2007年5月21日的校園景觀會議中,有以下決議:「新校地興建蓄水池,需納入目前進行中之新校地環評報告。該工程預定地因坡度超過 11%,又接近稜線,目前規劃為生態保育區。於此興建大型蓄水槽是否可以被環保署環評委員接受,有其不確定性。」

由此可見,校規室為避免在環評上受阻,因此極力迴避方案二,甚至毫不掩飾迴避的理由。然而即使按照法規人社院後方確實不需經過環評即可興建建物,我們也必須質疑,如此重大的工程豈可為求便宜行事,而忽略可能的環境影響?

3. 忽略學生安全與權益?

既然學生為學校主體,那麼學生的安全與權益難道不是工程規劃時的首要考量嗎?而我們檢視人社院蓄水池建案時,卻屢屢發現校規室為了工程效益及種種無法令人信服的理由而犧牲了學生的安全與權益。

首先。這項工程唯一的施工道路,也就是人社院C區旁那條狹窄步道,實際寬度約兩米多,兩側分別為水溝與土丘。一旦施工,勢必要進行道路拓寬,大型機具及工程車方有可能通行,如此一來整個C區的上課品質豈不是完全暴露於噪音及塵土飛揚之中?

再者,校規室為了顧及「景觀」,堅持採用地下建體,否決較易維護的地上建體形式。然而一位工程技師卻也在人社院公聽會中表示:蓄水池的RC鋼骨結構在地下建體的壽命約為地上的一半,十幾年後就會有結構老化的疑慮。再加上按照目前蓄水池管線的規劃有瑕疵,長期下來,深埋於地底的管線將有漏水疑慮,屆時修繕時是否又要將蝴蝶園周圍開場剖腹?

最後,預計興建的蓄水池所處三面皆為稜線,開口正對人社院館。在工程可能破壞當地水土保持的情況下,再加上蓄水池本身設計的問題,一旦連日豪雨,或是地震,整個人社院可說是居於一整個大型未爆水炸彈的下方,關於這點,校方卻也不曾做過任何風險評估。學校在工程設計上、管線設計上,似乎都只考慮到一部分的效益,卻沒有關注到人社院可能背負的隱含風險與成本。

4. 方案疑點?

當初校規室提出的工程規劃書中,有兩個方案。方案一即是人社院後方舊籃球場,方案二為高嶺地新校區,這是為人所熟悉的兩個選項。然而,鮮為人知的是,當初校規室委託能邦工程顧問公司規劃的方案,卻完全不是長這樣的。

當初的能邦報告中,有四個方案,除兩個地下水方案之外,還有方案甲與乙。

方案甲,是在人社院後方興建3780噸蓄水池,此即我們所知的方案一;令人詫異的是方案乙,也就是光明蓄水池方案,此案從不曾出現於校規室報告中。它主要是利用學校原有的光明蓄水池4000噸,另額外於人社院後方興建一個650噸的蓄水池。

而方案二,也就是高嶺地新校區選項,則完全沒有出現在能邦報告書當中。

為何校規室提出的規劃案與能邦提出的報告書前後不一?沒有經過任何專業規劃的方案二為何出現,甚至成為唯二選項之一?如此豈不是逼迫校方僅能圈選人社院後方作為建地?總容量較大的光明蓄水池方案為何從來不曾在會議中被正式討論。校規室在這份工程建案中放進未經規劃的高嶺地新校區方案,卻將全案冠以「專業規劃」的名號,是否有值得深究之處?

由此,我們提出最後一點質疑。

5. 校規室何方神聖?

校規室到底是什麼角色?什麼層級?

在校規室的網站介紹中,我們看到它乃是成立於「九十四年一月十一日校務會議決議新增一行政單位『校園規劃室』」的決議,然而我們何以在2010年2月生效的清大組織規章中找不到這個處室?如果說校規室歸於秘書處管轄,那麼這個二級單位是個什麼樣的體制怪物?究竟憑藉著什麼職權可以否決一個一級單位的決議(人社院院務會議84%反對興建蓄水池)?若校規室如其自稱,僅僅負責規劃,又何以行事屢屢罔顧其他單位意見,甚至直接在校景會、校發會之中影響校務?

面對這些質疑,校規室究竟有沒有能力做出回應?如果僅僅是面對且回應學生的質疑都做不到,那麼校規室要如何正視且承擔工程可能帶來的一切後果?又或者,這些後果根本不在校規室考量之內?

三、齊來抓鬼

都說百鬼夜行。

但今天我們發現,百鬼早已不分晝夜地湧現,並且以權力、法規法令、公眾利益等各種裝扮出現。然而它們並不會因為戴上權力的面具,或抹上了公眾利益的妝便使自己不再是怪談,怪談依舊存在。不合理之事不可能被合理化,僅是能否有人能察覺而已。

傳說中,任何目睹百鬼夜行的人類,都會蒙受詛咒而死,但此處且讓我們忽略這條用來嚇阻人們探訪真相的禁忌。鬼水的種種怪談既然隱蔽了真相,那麼就舀光鬼水,一起來抓鬼吧。

從女研到性研──清大性研社的復與創

@ 魏揚、陳其、邱博楷、王俞婷

一、女研/性研

略約20年前,時值台灣社會時局瞬變,批判聲浪翻騰、抗爭運動湧現。清大女研社帶著他/她們的性別關懷,透過運動、論述、扎根及延展,在清大開拓了一個活躍的公共領域。

略約20年後的現在,另外一群人,同樣的場域,懷抱著近似的對於校園性別議題的關懷,清大性別研究社「復社」了。

思及這20年的時間斷隔,當時女研社與現在性研社所面對的,是同一個社會卻又是不同的社會,是同一個校園卻又是不同的校園;截然不同的時代局勢與運動氛圍,相對應的,是不同的運動實踐上的條件與結構限制。在這20年的時差之中,女研社與性研社,是否面臨著不同的(抑或是相同的)校園性別議題呢?

本文以下將針對上述幾點問題進行討論,希望可以勾勒出當前清華的性別議題圖譜,並瞭解甫創立的性研社對未來社團活動進程的想像,看她/他們如何定位自己在校園及社會之中的角色與座標。

最後,到底性研社是創社?還是復社?如果是「創」,那創的是什麼?如果是「復」,那復的又是什麼?

二、當前清華性別議題圖譜

「我覺得,清華這幾年開始碰到自己的性別困境,例如說男女宿的問題、校園性騷擾案件,或者是校園中親密關係的議題、感情糾紛,如過度追求及分手後的報復等等,其實與其他學校相比,是相對的多。可以看出清華學生面臨許多性別困境,但這些困境往往不被他人所知道。」當提及當前清華的校園性別問題,性研社現任社長,人社系大四的蔡宜文同學做出了這樣的陳述。

相較於20年前,清華現在面臨的校園性別問題雖有所不同,但我們依然可看見某些延續。例如校園性騷擾案件,便是當年女研社及小紅帽運動主要議題之一;男女宿的爭議,在某種程度上與當年的女宿門禁議題相似,都與宿舍空間的性別安排有關。

此處針對此兩點進行介紹。

1.校園性騷擾

光是這幾個月中,就有至少三起的性騷擾案件在清大BBS校園版中被揭露,並引起學生的高度關切,包括工人調戲事件、二一坡偷摸事件、光畫社女僕性騷擾事件等,這還未計算那些被直接送進性別平等委員會,尚未浮現的其他案件。由此可知,校園性騷擾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校園性別問題中的大宗。

另外,校園性騷擾的受害者也不僅止於女性。例如2008年時,在交大就曾經發生過有名男子在操場上對男學生毛手毛腳的案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男同學們當下並未體悟到自己被「性騷擾」了,只是覺得疑惑、古怪及不適,一直到有人指出這樣的行為就是性騷擾,他們才驚覺事態嚴重。由此可見,被性騷擾的對象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而施以騷擾者也是男性女性皆有可能。如果我們有著某種刻板印象,認為「性騷擾就是男性騷擾女性」,如此不只會繼續加深這種刻板印象,也可能使得自己被騷擾時卻不自知。

2.宿舍性別問題

近期時常被提出來討論的男女宿差異問題,其實反映了學校特定的性別氣質想像。此處舉男女宿舍在烹飪器具、運動器材上的有無為例。

在此議題上,我們該去思考這背後隱含哪些學校對於性別的想像?這種想像是合理的嗎?男宿沒有運動器材是因為男生應該多出門運動,而女生就該待在室內嗎?只有女宿有烹飪器具是因為男生不該自己煮飯,而女生則理應烹飪嗎?

透過許多宿舍安排上的差異,其實都可以觀見學校性別想像的框架。由於性別刻板印象時常就是透過此種空間差異安排被製造及深化的,因此我們應當更小心謹慎地去檢視及質疑這樣的安排。

三、社團自我定位與進程

性研社作為一個學生社團,要以什麼樣的方式在校園中活動?以何種形式實踐她/他們的性別關懷?與當年的女研社又有什麼不同呢?

性研社社長蔡宜文表示,在整個社會運動及學生運動條件欠缺的情況下,她期許性研社能扎根清華,處理清華的性別議題及學生可能遭遇的性別困境。至於當年女研社對社會性別問題的積極介入,此時以性研社的規模與能力或許還無法達到。

「對我而言,清大的改變就是漫漫長路,我唯一能做到和外界接觸的,就是盡可能和其他學校的性別相關社團串聯」,蔡宜文同學如此表示。

未來,性研社考慮順著這次男女宿的議題舉辦座談會,更深入地進行討論。也希望透過影片讀書會的方式,辦一些經驗分享之類的活動,可以漸漸讓學生們對性別議題感到興趣,而不再對性別抱持警戒心態,也不會將性別視為離自己很遠的、很學院、艱澀難解的議題。性別議題其實可以很生活化,舉凡親密關係經驗、運動經驗甚或是動漫經驗都可以具有性別意義。

「例如我們第二次主題就想安排新世紀福音戰士或是一些動漫,所以性研社目前強力募集動漫達人」蔡宜文笑著說。

四、創與復,接與續

到底,性研社是復社或是創社?它與女研社的關係是什麼?是一種文藝復興式的復古與懷舊嗎?還是它其實是一種接續呢?

蔡宜文表示:「其實一開始我們幾個對於性別社團的想像就是台大女研社,所以我們也回去挖了不少清大女研社的資料。但是後來覺得『女性研究』或『女性主義研究』這個詞並不是那麼的『中性』,又或者和我們自己想要的東西不這麼相關,就改成性別研究社。」

因此,性研社承續清大女研社對性別議題的關懷精神,但是同時也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性別關懷,也就是更廣層的「性別議題」,而不僅限於「女性」。另外它也必須與時代條件對話,與當下的社會及此刻的清大校園相連結,處理「此時」發生於「此地」的性別問題。

因此,在這層意義上,或許不能簡單地說性研社「復社」或「創社」。性研社的「復」,是希望尋回當時女研社的性別關懷精神,並且重新開發一個對性別議題可以熱烈討論的校園;同時性研社也必然要因應這20年的時差,發展出自己的關懷、論述、議題、活動形式與實踐領域,這就是性研社的「創」。

「我覺得性研社的成立是一種接續」,蔡宜文表示。

接續,接與續,同時表達了「復」與「創」的兩種意義。既是承接,也是延續,對於像性研社這種必須將自己擺放在社會脈絡之下定位的社團來說,這兩者無疑是缺一不可的。

娘娘腔與小紅帽──清大性別運動的起點

@ 魏揚、林子璇

一、《娘娘腔》──不再是單聲道的年代

2010年,清大性研社創社,而在某種程度上,同時也是復社;它既是一種向前指涉的創新,也是種對過往的接續。

往前追溯20年,1990年12月,清大女研社刊物《娘娘腔》發行創刊號,文中提到:「我們願意傾力投注,訴諸女性知識份子深層的感性與良知,從校內兩性問題的批判到未來跨出學院象牙塔,參與社會的期望,都是我們所堅持的理想,而這份創刊號的發行,正是我們對清華校園提出新的刺激、新的思考的起點。」

在1980、1990年代,台灣社會處於一個變革的時代,是個社會擺脫噤聲、接回被威權所扭斷的聲帶的時代。正是在這個由批判、覺醒、運動共構的時代氛圍中,清大女研社應運而生。

時任女研社指導老師的周碧娥老師表示:「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在一個較以男性為主的校園內,我想女學生會感受到她們作為少數,很自然地會去關心校內的女性議題。再加上性別研究室有一群老師在開課,因此她們在學校內/外都接受到很多性別相關的資訊,我想(女研社)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成立的。是同時有這樣的心、這樣的氛圍和資源,女研才會成立。」

女研社因應時代條件而生,抽芽於一整個時代不安躁動的運動浪潮之中,並在批判氛圍中尋找自己的立足點,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喚起校園性別意識,以及始終如狼群般於暗林中夜伏的校園性別問題,例如校園校騷擾、強暴以及性別不友善的空間等。

清大女研社不僅耕耘校園,甚至也遠颺校園之外,與當時的婦女運動、社會運動有所扣連,也同時與其他學校的女研社進行串連。另外像《新竹風》雜誌、婦女新知等,都是她/他們積極介入的實踐場域。

運動需要條件,女研社在眾多時代條件的匯聚下成立,後來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條件,與更多元素互相激盪,在清大校園中孕育出另一個積極對性別議題發聲的運動,以及一個充滿意象的符號。

二、小紅帽:女性抗爭的意象

1990年代初,有個符號在校園中跳躍,是小紅帽對抗大野狼的意象。

「小紅帽是一個符號,一個共用的符號,那一波的校園反性騷擾運動都會用這樣的一個符號」當年以學生身份參與小紅帽活動的古明君老師這樣回憶。古明君老師曾經是台大女研社社員,至清大念研究所時,也加入了當時創社不久的清大女研社。她說:

「(小紅帽)最早是台大開始,但清大(的小紅帽運動)和台大最清楚的不同之處,是清大小紅帽在後期進入跟學校對談的階段,留下制度性成果。當然,這些制度成果可以被挑戰說到底有沒有效?或是有沒有意義?但那的確是比別的學校做得更多的地方。那時候,我們有編手冊出版、促成夜間護送隊以及安全警鈴,在制度上有留下來些東西,這是清大小紅帽的特色。」

女研社組織了清大小紅帽小組,一方面與當時其他學校的反校園性騷擾運動相呼應,一方面也是針對某件校內的性騷擾事件進行發聲,以及批判校方於處理該案件時表現出來的消極態度。此運動也同時強調校園的性別安全空間,甚至關切校警強暴校外婦女的問題。但是,雖然清大小紅帽運動的發起與女研社息息相關,但成員和活動並也不全然與女研社重疊。小紅帽小組有自己的參與者,例如不少研究生就參與其中,因此在論述生產上別具特色,表現出與女研社不同的實踐傾向。

小紅帽運動的主要論述據點在海報牆以及女生宿舍,當時的海報牆與今日相比,是個相對開放的空間。除可自由張貼海報,亦可在上面書寫意見,表達對學校的不滿等等,可說是當時清華學生意見交匯的主要場域。

因此,海報牆作為一種公共空間,小紅帽小組在此透過張貼海報來發展其論述,引起師生對校園性騷擾議題的重視,藉此給予校方壓力,最後迫使學校公布近年的性騷擾事件,並採取相關措施,如夜間護送與安全警鈴。

除此之外,小紅帽小組也藉由影像、發放問卷、舉辦講座等方式,企圖引起全校對校園安全問題的公領域討論。而女研社與當時另外的社團,「衛生紙工作室」,在性別議題上的對話,透過海報牆的論戰、手冊印刷品的出版,更是帶動了整個校園的討論氣氛,活絡了清華的公共領域。

三、尋回與接續

無論女研社或小紅帽運動,都是立基於清大,扎根校園同時積極向外發展的性別社團/運動。它們被台灣整個1980到1990年代那抗議性的時代曲調所喚醒,繼而與此時代扣合,發展出獨特的,草根的,屬於清華的論述與運動。

但隨著歷史的推演,因應時代條件而興起的校園性別運動,似乎與整個時代的批判力與運動力一齊漸趨沉默,一齊被整編進體制。不過即使如此,卻不代表這群人什麼都沒有留下來,她/他們必然留下了某些遺產、精神,深埋在這個校園的歷史中,等待被接續。

就像古明君老師說的:「台灣社會運動運行了這麼久,有些東西,比如論述資源、社會運動者的連帶、社會正義與價值的想法、或者制度設計,應該有留下來,沉澱在那裡,或甚至還繼續在生產中。學生社團應該讓自己變得不只是學生社團,要去想辦法去尋回、去接續這些東西、或與它們發生對話、發生關連。做到這一步,可能就是一個運動的開始。因為這意謂著你們不再定位自己只是個學生,也不再想像自己只是個學生社團,你是個社會人,也是社會中諸多社會力的一部分,必然要去跟別的東西發生關係。」

2010年的性別研究社創/復社,或可說是這種尋回、接續的體現,以及學生對於自己之為社會人的一種重新宣示。

清大議會總體檢──與台大「學代大會」的比較

@ 陳為廷

延續上篇所提及的,清大學生議會常由於學生議員出席率低落,而採取盡量縮減法定人數的做法。但是,相較於清大,台大學生議會每個會期選出的大學部學代約四十餘人。在無法給予獎勵、懲處的情況下,台大議會每個學期平均召開六次常務會議,每次會議出席人數皆在三十五人左右,並無「出席人數不足」的問題。

為什麼台大能,清大不能?我們顯然不可能輕易接受「台大人的良心與責任感比較高」這種理由。那麼,且讓我們回歸制度面檢討。首先來看看,兩校的學生學代分別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選出?

台大學生「普選」 清大「委任系會」辦理

台大的「學代大會」選舉是採「普選」的方式。每個會期初始,由學代大會籌組「選舉委員會」。選委會必須遵循《台大學生選罷法》辦理選舉,負責統一辦理登記參選、舉辦政見發表會、設置投開票所等事務。整個過程中,選委會可以確實掌握參選/當選學代名單,且選舉辦法全校統一、選區劃分明確;選出的學代直接對其選區的選民負責,他們坐擁民意,有相應的權力與行政部門、校方抗衡。

至於清大,根據《清大議會選罷法》,學生代表選舉是由「學生會委託系會辦理」。至於各系選舉該如何舉辦,法條上並沒有明訂。這樣的制度設計,無疑是加深了學生議會改選的困難。首先,因為學生會與各系學會並無附屬關係,換句話說,系學會在收到學生會通知後,其實也可以完全不辦理選舉;或者,即使辦理選舉,各系的選舉方式也並不一致──可能有的學代是經過嚴謹的選舉過程產出、有的只是因為他是系會長的好友。這將造成各學代對系上的代表性參差不齊、連帶使得學生議會的整體代表性變得薄弱。再者,這在技術上也有執行難度,往往系學會在接到通知後,並沒有動機、也不清楚如何辦理選舉,導致每年許多系的學代流產。

代表性與人數的不足,導致清大議會的天生體質孱弱。由於缺乏代表性,它難以理直氣壯地對全校普選產生的學生會長(及其行政團隊),以及校方做出有效監督;由於人數不足,往往總共十名左右學代就必須面對龐雜校務,使得學生議會的功能也無法妥善發揮。

台大各委員會分工 大會作為平台

除了在最根本的選舉辦法上有差異,台大學代大會的運作模式也與清大不同。

在與黃守達進行訪談的過程中,提及台大學代大會為何不會面臨出席人數不足的窘境?他談到,「其實台大學代們主要工作的時間都不是在每學期六次的常會上」。學代大會底下分為財務、法制、環安、社團……等七個委員會,每名學代初入學代大會時必須選擇至少一個委員會加入,每個委員會平均有十名左右的學代,他們平時會自行聚會討論相關議案及行動,並在常會上將議案拋出,與其他學代達成共識,做成法案或決議。

「其實委員會就好像是一個一個團體,他們有自己想推動的事務。而在常會上將議案拋出,只是作為一個賦予『學生代表』正當性的程序,有利於他們去與校方、行政部門協商」。由於各委員會都有想要在常會上推動的決議、法案,而每一名學代又透過委員會參與其中,所以,學代出席常會的意願也就相對較高。

而,「不管制度怎麼改,關鍵還是在於『人』!」黃守達說。委員會之所以能夠順利運作,每一屆議長、各委員會召集人,及有經驗的學代們其實扮演了重要角色。唯有倚靠參與者有意識地將委員會的架構運作起來,並引導新進學代持續投入,學代大會才有穩定運作的可能。

人少好辦事? 夭折的清大議會普選

反觀清大學生議會,我們同樣擁有教務、校務、總務、學務……等委員會。但正如前文所述,目前因選制導致人數短缺,根本無力細分委員會運作。不過,事實上清大議會也確曾有過人力充足的盛況。在辦理十六屆學代改選業務時,由十五屆學生會組成的選委會就曾推動普選制。依據清華電台當時的報導,十六屆議會選出的學代高達四十四位!

然而,在十六屆會期結束後,議長杜宗熹卻於受訪時表示,由於學代人數過多,開會人數容易因為未達法定人數的一半而導致流會,使得議會運作「效率不彰」。所以將十七屆的學代改選辦法改回「委任系會辦理」。換言之,就是要繼續仰賴法律的闕漏,算準了交給系會辦理就意味著大部分系會不會推派學代,然後「人少好辦事」地至少可以把行政部門的預算、人事案審完。

但根據當時清華電台的報導、選舉公告、及當時議員回憶顯示,十六屆議長所認知的議會的功能仍侷限在「審預算」、「審法案」等工作,即使試圖作委員會分工,卻也分工得並不完全──即使學代人數充足,清大議會「委員會」的功能也並沒有被妥善發揮。

於是學代平時並沒有管道參與校務,只能在每個月召開的常會上,在資訊不對稱的狀況下,審議一些他或許並不特別關心、或其實搞不大清楚狀況的議案及預算,宛如橡皮圖章。這樣的工作,實在很難想像會讓人有動機持續參與。

改革選舉制度 重振委員會運作

一連串討論下來,我們可以發現,「因為人多沒有效率,所以應該盡量減少法定人數」這種做法,是極其草率、且倒果為因。本屆議會改選使應選名額應聲減半,無疑是無視於議會本身的制度設計,將使委員會的分工運作顯得更不可能。

若要落實學生議會的運作,我們在此期許十九屆議會,應該要在選舉辦法上做出根本變革,在台大運行順暢、且也曾在清大施行的「普選制」或許是可以考慮的方向;除了制度改革,議長及學代們,也應該正視章程上關於議會的制度設計,試圖將各委員會運作起來。

無論如何,十九屆議員於四月底選出,我們在此深深期許學生議會能在新的會期照上述方向作改進。